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县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在经济、行政、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基层探索,既有丰富的地方实践,又贯穿着内在的理论逻辑。整体来看,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基本特点是从区域突破转向全国联动,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管理改革到治理改革,从纵向放权改革到横向分权改革。未来中国县域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推进路径应把握并遵循县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树立县域治理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区分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分类设置治理机构,联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县域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大部门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公安行政组织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以郑州市警务机制改革为例

行政组织的改革应以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的体系建设为重点,经过改革确立的新的行政组织模式也应被法律制度所确认。郑州市在警务机制改革中撤销公安分局合并成大派出所的做法减少了行政层级,促进了管理模式的扁平化,减少了机关行政人员,增加了基层警力,但很快又恢复到原先的公安分局模式。针对这一反复的改革历程,通过梳理我国的公安行政组织相关法律规定,重新认识公安行政组织法建设对于公安行政体制建议的重要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化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更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当前,各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增加执法领域、扩大执法权限、整合执法主体、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建设等方面。但在改革推进中,也出现了执法职能划转不够科学、执法机构整合困难、综合执法体制机制不畅、执法主体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把握政府行政规律,稳步推动相对综合执法,厘清综合执法权力边界,加强综合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强化主体建设等。     

基层治理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研究——以机构改革后湖北省W市13个区的市场监管局为样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基层治理视角审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以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湖北省W市13个区市场监管局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为样本,调研后发现,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面临行政执法“弱化”和行政管理与服务“不足”的新挑战。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需要以作为一种理念的“知识产权国家治理体系”为指导,确立以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协调为核心要义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制度创设来实现:规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并创新落实上级行政机关的指导协调职责,还需要为基层市场监管局明确界分与强化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资助和行政预警等行政方式来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     

“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上海“两张网”建设为例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等,"智慧政府"应运而生。上海"两张网"建设通过价值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数据支撑、技术赋能等,打造出"以人为本"的上海样本。今后,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与共享,加强安全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整体性政府与后科层制——行政集中执法改革的案例研究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研究以J市F街道集中执法改革为个案,探索了集中执法改革背后的治理逻辑及其效果。研究发现,J市F街道集中执法改革暗合了整体性政府理论与后科层制的政府扁平化思想,由其衍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于缓解乃至解决现有体制的多头执法、部门推诿扯皮、"上面管到看不到、下面看到管不到"等弊病的效果明显。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

在对12个省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地方政府行政改革创新举措的现状,总结了其中的成绩,分析了出现的普遍性问题.问题主要为改革理论研究不足,改革系统化程度有限、透明度不高、创新空间不足、法制化程度低、没有触及政府职能的核心领域.针对这些问题,指出在宏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规划,中央政府在实践中应通过政策制定强化分类指导,激励地方政府寻求突破.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探讨

本文主要从公平性与效率性两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从总体上看表现为公平性不足,效率性较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提高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前十年迈出两大步,但是又两次停步不前,甚至后退;近20年来又在三个方面(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取得了不小成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继续稳步前进,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步伐,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但是必须尽快从体制内由三小步迈出三中步,再迈出三大步,这样才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成功,从而促进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Reform by Coincidence? Explaining the Policy Process of Structural Reform in Denmark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rocesses driving the ongoing Danish reform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sector with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rendering the reform possible at this particular juncture in time. For this reason, the article appli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John Kingdon's 'Multiple Streams'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developed by Fritz Scharpf, among others. As a heuristic tool for the analysis, the policy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e three phases of initiation, esti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analysis points to a rather complex process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including those of coincidence and external events. The proces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games in which bounded rational actors pursue their interests.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speed and tight steering of the process left relatively little room for a broader public and political debate. The process leading to what has become the largest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Denmark was in actuality determined by relatively few actors involved in decisive moments.     

改革的人民性刍议

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坚持改革的人民性.改革的人民性主要是指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的目标,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的评价主体,关注和支持人民群众的改革试验、探索和首创精神.判断改革是否坚持了人民性,可以从价值、事实和主体三个方面判断.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改革的人民性,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进一步改善民生,坚持统筹社会各阶层利益.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总结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成就,有利于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经验基础和实践指南.     

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企改革的几个问题

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就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按照魏杰、赵俊超同志的划分,国有资产有四种形态,即企业形态、公共产品形态、货币形态和资源形态。其中国有企业包括全资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及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份,约占全部国有资产的69.4％。国有企业形态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产总量中占有如此高的比例,自然成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国企改革30年的纷争焦点与深化改革的取向

我国国企改革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论走过了30年。2003年以后，我国新的国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国企调整改革的取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向关键领域集中，整合重组，做强做大。由于地方国企与央企差异很大，特别是二者的战略地位完全不同，因此，其调整改革取向应当有很大差异。要使地方国企与央企沿着合理的差异化取向调整改革，就应当正确认识和调整国务院国资委的定位、合理确定地方国资委的地位、正确处理地方国资委与国务院国资委的关系。     

Reform Politic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Ineffici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the 2007 Danish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is article po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eform politicians' pursuit of institutional goods ma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ineffici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theory of weakening political actor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ineffici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elaborated by Terry M. Moe, is applied i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main elements in the recent Danish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e consolidation of 270 municipalities into 98 larger ones, and the creation of five new macro regions with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contrast to the coher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municipalities, the level of coherence in the regional reform elements is inappropriate and inefficient.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 the municipalities and the regions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by the (national) reform parties to prevent other political actors from gaining access to future substantial,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g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