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买卖枪支案件之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侦查非法买卖枪支案件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我国也在不同程度地适用这一有效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 ,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 ,也极易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鉴于此 ,本文分析了非法买卖枪支案件运用诱惑侦查的条件 ,提出了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中诱饵的设计方案 ,以及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和方法 ,以期能对我国当前的缉枪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缉私警察的八项主要职能

根据国务院对组建缉私警察队伍的批复 ,缉私警察队伍实行由海关总署与公安部双重垂直领导、以海关总署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走私犯罪侦查局设在海关总署 ,既是海关总署的一个内设局 ,也是公安部的一个序列局。缉私警察编制统一纳入公安编制序列 ,经费由中央财政列支。缉私警察的主要职责共８项 :———在中国海关关境内 ,依法查缉涉税走私犯罪案件 ,对走私犯罪案件和走私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对海关调查部门查获移交的走私犯罪案件和走私犯罪嫌疑人 ,依法进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工作。———接…     

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当前,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犯罪案件快速增加,成为新时期影响我国安全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隐患之一。因此,在充分理解其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其特点,深入地总结其手段,并研究探讨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对海关执法活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毒品犯罪案件的特征及侦办对策

近年来毒品犯罪呈现多发态势,有力打击毒品犯罪、遏制毒品犯罪案件的再发展是当前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毒品犯罪案件具有的团伙性、跨区域性、手段隐蔽、智能化对抗性明显和犯罪证据收集困难等特点。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需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时机,正确使用技术侦查和诱惑侦查手段,并加强视听资料的运用。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诱惑侦查的法治化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应对新型犯罪的有力手段，在我国侦查实践中被广泛的使用，但相应的立法规范却非常缺失，因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基于法的价值分析，诱惑侦查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应当尽快立法完善诱惑侦查制度。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之建构——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可能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为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效应,应当明确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判断标准。美国刑法通过承认警察圈套辩护来区分合法的诱惑侦查和非法的诱惑侦查。关于警察圈套的成立标准,理论上有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之争,前者关注引诱行为的内容和性质,后者聚焦于被引诱者的主观可责性。从人类的认识实践出发,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借鉴美国的理论与实务,我国应兼采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之长,采用"分离式混合"标准来认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禁止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严格限制引诱程度和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认可.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对其作出规定,但在实际侦查中已有应用.尽管学界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基于冲破侦查"瓶颈"的需要,再加之诱惑侦查的实施具有法律容许性,如能够对诱惑侦查在法律上予以规制,那么,诱惑侦查必将对收集犯罪证据、控制犯罪起到关键性作用.     

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取证思路研究

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案件具有发案率高、隐蔽性强等特点,且受查验场所、查验对象和查验技术等现实条件的制约,使得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容易陷入困局。因此,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的取证工作需要进一步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规范证据收集工作的合法程序。并拓宽侦查取证的思路,围绕涉毒邮件、犯罪嫌疑人的通讯方式、毒资的支付、案件相关人员以及域外证据五个方面,收集、固定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提高对国际邮件走私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为了追诉“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诱惑侦查已为许多国家认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有运用。由于诱惑侦查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极易侵犯公民权利。因此,我国立法应在有限度地允许使用的同时,对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定,对适用过程严格控制。     

加工贸易渠道走私犯罪及对策研究

加工贸易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出口创汇以及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海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走私犯罪日趋集团化和专业化以及缉私警力相对紧张,加工贸易各领域、各环节都存在严重的走私犯罪行为。加工贸易渠道的走私犯罪涉及范围广泛、涉案金额巨大,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加工贸易走私犯罪具有手段隐蔽、周期漫长、取证困难等特点,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我国破获的此类案件数量较少,难以对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加工贸易渠道走私犯罪的研究,双管齐下,多措并举,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有效遏制其连年增长的趋势。加强对加工贸易渠道走私犯罪的研究工作,既是打击走私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缉私效能的必由之路。     

论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立法完善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犯罪。现行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存在不足,应从罪名确定、法定刑配置、过失罪取消、走私罪调整等方面予以完善。     

公司集资类犯罪中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以公司为主体实施的集资类犯罪的客观行为一般比较复杂,存在多人共同实施、多环节分担实施的现象,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主观方面从证据上难以证明部分员工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存在直接故意,其犯罪主观故意难以认定;二是公司员工之间的分工比较明确,个别员工实施的行为从外观来看,几乎与公司所从事的集资犯罪没有明显的关联,其共同犯罪行为也难以认定.但他们的行为却对公司的集资犯罪具有促成和加工作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出路在于,主观上可以引进间接故意理论来解决部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定,客观上采取“同心一体说”来解决其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

转化型抢劫罪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抢劫罪 ,由于涉及基本罪和转化罪两个方面 ,在理论上比较复杂。特别是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犯罪形态 ,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 ,实践中难以认定。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必须明确三大理论前提 ,并将转化型抢劫罪划分为基本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和加重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 ,才能准确认定它的犯罪形态。     

“飞车抢夺”行为定性探讨

飞车抢夺具有不同于传统抢劫、抢夺的特征,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其定性为抢夺。为了严厉打击飞车抢夺,近年来,我国打击"飞车抢夺"的刑事法律政策,经历了从量刑从重到定性从重的演进,但还是不能有力打击"飞车抢夺"。针对与人身具有紧密连接的物品进行的"飞抢"完全符合"以其他方法抢劫"的主客观要件,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刍议侦查人员证据意识的再加强

在侦查实践中，仍有一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具体表现有重言词证据轻现场取证，重破案结果轻处理结果，证据本身的收集、保管存在缺陷，证据之间缺乏关联性等。针对这种状况，侦查人员进一步提高证据意识势在必行，要转变传统的办案观念，树立正确的证据意识，要注重证据的合法性，要规范证据的收集与保管，要加强检察监督职能，进一步提高证据意识。     

The 2012 killing of Chinese citizens in Rome and the ambivalence of Italian journalism

Sredanovic discusses the killing of a father and daughter of Chinese origin in Rome in January 2012, and the portrayal of the case in Italian print journalism. He us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 corpus of 193 articles from seven Italian newspapers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market and geographic profiles. The frequency of generally negative and stereotypical portraits of migrants in crime news is well known; however, this specific case offers a number of less familiar insights. Sredanovic shows the multiple and changing frames and them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ployed to portray the event across the two-week period in which it was featur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newspapers. He demonstrates in particular the ways in which stereotypes that are often used against migrants in crime news find place even in a case in which the migrants were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 He further illustrate how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rpetrators shifted from describing them as an exception (when it was thought they were autochthonous) to generalizing about their deviance w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y were of Moroccan origin. Sredanovic locates this discussion in an anti-groupist theoretical frame, arguing that the stereotypes used cannot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by majority-minority group interactions, and that the delimitation and definition of group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ideological from the start. He also argues that aspects of the production routines of crime journalism can be added to the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portrayal of the event. He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Sinophobia is a form of prejudice that varies geographically and in time, and calling for non-reifying, practice-informed analyses that mix discriminating and non-discriminating discourses.     

对当前我国打击传销犯罪的几点思考

传销犯罪在我国存在已久,目前总体上仍呈高发态势,不容忽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确立,立足于当前我国传销犯罪的客观实际,反映了国家打击传销犯罪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体现了立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为公安机关的精确打击提供了执法依据。然而,近年来公安机关在打击传销犯罪的实践中对某些概念和问题的理解存在困惑,影响到法律的准确适用。因此,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有必要明晰这些疑惑和争议,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美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