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论析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系统部署。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的指挥棒,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风向标。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更高。为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努力将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康发展。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分析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的明确要求。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思维方法上要把握共同参与、共同价值、共同行动的本质特征；从实践路径上，要完善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网络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建设。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执政转型

一、国家治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转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仅为中国未来发展设定了方向指引，同时也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重大转变。在新社会背景和执政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注重从现代治理理念出发重构党的执政思维，注重从一元执政到一元主导和多元参与；从一党治国理政到社会协同参与的执政机制转变。因此，国家治理不仅是中国全面改革的目标定位，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维转型。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信访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信访工作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信访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前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信访制度改革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探索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认为信访制度改革应坚持党政主导、多元参与,实现信访治理的系统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注重疏导、加强引导,实现信访治理的综合化;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实现信访治理的源头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伴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我国社会治理问题凸现。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精神的契机,摒弃长期出现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运动性治理,将运动性思维转变到制度性思维上来,确立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和保障性作用,最终实现法治政府。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基层党组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与完善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来支撑；只有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才能更彻底地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同时，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基层党组织既是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也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先锋队”。基层党组织不仅坚守自我以夯实基础，也超越自我来推动创新。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力提升、服务方式创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进行整合创新，从而更有力地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完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

自2014年4月11日起，上海全市范围内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市、区两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近年来，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试点进行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改革，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将对中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带来深远影响，其重大意义不容忽视。为此，无论从观念上、制度上，还是具体的管理程序和方式上，政府都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转变，以完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为突破口，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治理。     

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做出了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特别是在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新境界方面,提出了重大创新性要求,为新时代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     

浅论五大理念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次新飞跃,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大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科学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对于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这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改革,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体制机制中的弊端,破除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障碍,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推进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强顶层设计的现实需要,是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保障,是协调推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根源于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表现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由执政党主导、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行。而在具体路径上,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内涵、意义与实现路径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从各个层面考察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社会治理方略。数字包容理念是全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老龄社会治理尤其重要。基于社会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需要厘清“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概念内涵，并从加强观念培育、增进协调治理、引导产业发展、鼓励社群支持和开发主体潜能五个方面构建数字包容老龄社会的制度框架。考察对老年人友好的数字包容社会的建设，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有利于及时回应老龄社会新形态和老龄群体的需要，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优势，丰富数字中国战略新时代尊老孝老的内涵。建设“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应全面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切实践行积极老龄观，增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前瞻性规划与布局，提升互联网服务和内容适老化水平，有效发挥互联网使用的辐射效应，加强建设效果评估，完善数字包容社会建设政策。     

制度创新的条件及实现路径——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商共治经验

社会的发展进步，往往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推动和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折腾”,也不是换汤不换药的花样翻新，而是基于发展和治理需求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探索，是基于社会共识而构建新规则，以实现更有秩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社会公共生活为目标。制度创新是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多元共治，被认为是协同治理的理想状态。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博弈的角度分析制度创新的条件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制度创新可分三个阶段，即博弈阶段、共识阶段和实现阶段，相对应地，其实现需要满足三个“有效”条件，即多元博弈机制的有效运转、制度主体共识的有效达成、符合共识制度安排的有效供给。为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应建立多元博弈机制，凝聚最广泛社会共识，激励解决方案的创新设计与试验，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才能带来制度效能的显著提升。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天津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作为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目标导向的“十项行动”之一，是推动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天津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