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放管服”视角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当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聚焦在"放管服"改革上,而"放管服"改革的落实主要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出来。政府职能的"放"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政府职能的"管"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化"和"标准化",政府职能的"服"体现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精准化"和"便民化"。实践证明,近十多年渐进式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凸显了政府职能的"放管服"改革精神实质和方向,而且也体现了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使得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政府绩效管理视角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研究

"放管服"改革将政府职能转变具化为放权、监管和服务三个维度,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议题。通过"战略-结构-绩效"范式分析"放管服"改革历程,发现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是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必然选择。结合各地实践,建立"四个人民"绩效管理理论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三角-环圈模型,尝试构建协同化绩效管理体系、科学设置综合化绩效管理指标、运用数据化绩效管理手段,旨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探寻新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优化路径。     

天津市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践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放管服"改革事关政府自身变革,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理应落在实处。天津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天津实践中取得了减少行政审批、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务的骄人成绩,这些成绩进一步释放了改革红利,提高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美国精益政府变革与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始终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放管服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也展开了精益政府变革,流程优化同样是其核心内容。以一些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例,对两国在同一时期推进的相似改革进行比较,可以了解改革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以“放管服”改革优化大庆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大庆市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放管服"改革的内涵与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分析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放管服”背景下长沙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在国务院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长沙市政府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采取了全面优化群众办事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等实践举措,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为优质的行政审批服务。在肯定既有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改革还存在诸如行政审批服务存在缺陷、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失范和审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可以走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水平、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与健全行政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文化诉求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制度主义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的建立健全依靠文化的滋养。廉洁从政权力观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理论前提,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基础内容,对廉政制度的信仰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力执行的社会保障。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必须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前提性、基础性和保障性工作来对待和推进。     

我国行政审批范围的规范化

加入WTO，我国政府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规范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行政审批范围的设定是确定行政审批其他相关内容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我国行政审批范围设定的原则，从而提出规范行政审批范围的对策。     

论作为监管激励机制的企业合规

企业合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其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企业合规可以成为政府监管的一种重要激励机制,通过合规制度的建立来换取行政监管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其一,从轻减轻处罚依据的合规,即对于本应处以行政处罚的行为,要求其建立起完善的合规制度,进而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二,与监管部门达成和解协议条件的合规,即企业以建立和完善合规制度作为条件,与监管部门达成和解协议;其三,避免移送起诉的合规,即要求企业建立起合规制度,在特定情形下免于移送起诉。     

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考察脱钩改革的历史变迁,“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和“推行政会分开”的改革方式一以贯之,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既培育发展又规范管理、秩序优先于活力的价值排序,构成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脱钩改革带动政会关系从“行政主导”的解构转向“政治领导与合作共治并进”的重构,为此,需要从政治领导关系和合作共治关系两方面对构建适应于后脱钩时代的新型治理制度框架和整合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治理理论视角下中国竞技体育不正之风体制原因探析——以中国足球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和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比赛中的不正之风,尤其是足球领域的＂假赌黑＂,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和高层的关注。借助治理理论可以发现,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未能形成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相互制约、相互合作的有效治理框架,这是导致竞技体育不正之风滋生、蔓延的重要根源和体制原因。治理竞技体育领域的不正之风,应改革现有＂政府独大＂的管理体制,树立＂多元并存、相互制约、分工合作＂的治理理念,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