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协商的中国悖论——以上海地区为例

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劳动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诺基亚、裕元鞋厂等企业集体劳资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构建集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重要性。对于当前的集体劳动事件,本文认为其本质还是集体协商,与西方因协商不成而采取的压力手段有所区别。由于制度缺失,我国的集体劳动事件并不是所谓的"野猫行动"。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核心问题是,现有制度内协商的广泛而低效,与制度外协商的个别而高效之间的悖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推"、"拉"、"谈"、"倡"四点建议。     

新型灵活就业者社保缴费困境及对策探讨——基于个税综合所得征税办法的借鉴

新经济创造了新就业。以雇佣关系多样化、模糊化为特点,新型灵活就业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和社保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捆绑规则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使各类灵活用工呈现"去劳动关系化"趋势,将新型灵活就业者暴露在社保权益的真空地带。从新型灵活就业的雇佣关系特点出发,分析劳动-劳务关系判别标准司法实践的困境、新经济灵活用工"去劳动关系化"趋势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政策现状和适应性,提出借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办法,建立基于收入基础社保缴费及社保成本进项抵扣的税收办法,期望打破劳动者身份限制,建立统一的社保利益可携带的无差别社保制度。     

共享经济模式下劳动关系的变异、影响及规制——以广州滴滴出行公司为例

共享经济模式颠覆传统企业的运营模式,该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更灵活自由、交易成本更低,由此衍生的新型劳动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具有很大的变异性。网约车司机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模糊,难以得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认可,导致司机的劳动权益缺乏保障。由于法律制度改革滞后于产业和技术变革,要促进新型劳动关系和谐,亟须创新劳动关系的规制体系,加快劳动立法改革、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制度、推行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并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国有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政府引导是重要保障,这包括:完善相关法律,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劳资力量均衡是基础条件,这包括:企业要承担劳资和谐的社会道德责任,政府要创造条件促进劳资力量均衡,工会要切实发挥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职能等;集体协商是重要机制,这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国有企业集体协商中工会与谁协商的问题,政府要在集体协商制度中发挥指导与服务作用。     

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地位、作用与对策

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劳动法律制度,对协调企业劳动关系,促进企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有些企业行政领导和工会干部中,还存在模糊的认识。本文将针对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地位、作用与对策问题,进行探讨。     

从稳定劳动关系看集体协商立法的完善

集体协商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集体商议，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为。集体协商又称“集体谈判”、“集体交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较为通行的调处劳动关系的基本模式。当前我国集体协商的立法及实践均有待发展完善，集体协商的功能亦远未充分发挥。集体协商制度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功能，我们在完善立法时，在价值导向、体系建设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应注重发挥这一功能的作用。     

协商民主与地方创新: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探析——基于浙江温岭的个案研究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引介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基层协商政治的创新和发展。温岭市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温岭市在非公有制经济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协调劳资双方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切身利益而探索出来的一项全新制度，有着普遍推广的意义。     

外商投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研究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日常劳资关系问题,特别是利益划分问题进行经济性调整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了顺应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近年来,纺织工会在系统所属部份外商投资企业,开展了以工资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试点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一些经验,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随着我国加入WTO,劳资双方就工资问题的集体协商制度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将加快。本文就如何应对中国入世的变化,使上海纺织外商投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更符合国际游戏规则作一探索。一、当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现状与六大难题     

基于社会伙伴关系的集体协商建设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我国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然而我国在开展集体协商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借鉴外国经验,拓宽我国集体协商的路径,在当前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社会伙伴关系是西方发达国家协调劳资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以社会伙伴关系理论为指导,加强企业和员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并引入政府的积极作用,将推动我国集体协商更好地发展.     

试论“集体协商”的突破

“集体协商”是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制度,是工会组织的主要工作;文章对与集体协商相联系的主要构成——职工、工会、企业、国家、人大、政党分别进行了分析;论述了每个部分的意义、现状和对策,对集体协商的突破提出了见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