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略——兼论中西传统政治学的差异

政治学的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西方的政治学的着重点也有所不同。政治学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一般说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政治学经过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的发展,到19世纪后期,形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总体上而言,西方政治学注重制度建设问题。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政治与政治学,并且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但在古代中国并未将政治学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学科。一开始,中国有体系的独立的政治学是按照西方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在当代,中国政治学要坚持马列主义,防止两个教条,准确认识西方成果和中国的传统,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启蒙是什么

当代中国的思想态势又一次引出了所谓"新启蒙"的问题。这至少已经是中国人第三次谈论"新启蒙"的话题了。"启蒙"的意思是用光明驱散黑暗,以理性代替蒙昧。在这一本源的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持续不断的启蒙史,任何一个人类个体的成长史也是持续不断     

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意识形态化中国观博弈——评奥多·考波的近作《西方眼中的中国:走不出陈词滥调?》

西方的中国观往往在"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近十多年来西方媒体中国观的意识形态化愈演愈烈,到了北京奥运会时期爆发了空前的虚假报道丑闻。作为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奥多·考波反思西方媒体的中国观,并从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通过详实的数据材料批驳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偏见和谬误,集结成《西方眼中的中国:走不出陈词滥调?》。作为近几年来具有再启蒙性质的严肃作品,它的学术话语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有助于我们在一个对等的平台上和西方知识界展开对话。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

纵观中国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挽救中国民族命运、解放民众思想、发展科学实业,使得于水火之中的千千万万人民摆脱腐朽落后的一件大事,使得中国重回历史的新起点,从而进入一个新高度,走上一条致富致强致繁荣的现代化道路。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的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透析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历史局限——兼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一个国家的性质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一种政治制度的选择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种政治力量主观能够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更不具有普适性。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经验到现实例证,都充分证明,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和谐社会: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启蒙

十八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其直接动因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高扬人之理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与西方内生性的思想启蒙不同,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是由于外力压迫而产生的,其思想启蒙之路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历史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和政府所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囊括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本质内容,并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单纯强调人之价值、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发展观念。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启蒙。     

略论孙中山政党思想及其影响

当现代意义的西方政党制度在中国近代社会甫一现身，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政党运动，中国政治由此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在民初那段政党纷起的年代里，孙中山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他丰富的政党思想和政党实践及其绵延至今的重大影响，始终是我们无法回避和忽略的。     

文明类型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其也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不妨转换理论视角,从分析文明类型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历史的演进规律,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理性看待中国道路的历史地位、成就及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在统一的世界历史和多样化的民族发展道路上展现出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中华文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生逻辑与基本路径

时代和实践呼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诸多范式,需要从科学理论的维度、发展实践的维度、中国问题的维度以及研究主体的维度等方面正本清源、扶偏匡正。在此基础上,按照开拓研究的逻辑起点,明确研究的价值取向,判明研究的历史方位,设定研究的结构要素等内在逻辑,建构形态统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理形态、大众形态、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形态。     

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

合理推进当代中国的"新启蒙",需要从历史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来充分发掘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从历史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逐步深化为针对"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扬弃,始终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所理解的启蒙传统也先后呈现出三重面向:一是作为精神运动的启蒙;二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启蒙;三是作为物化的经济制度的启蒙。从结构性角度看,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形成了三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域:一是政治"异陌化"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问题;二是经济权力的主导即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问题;三是资本的统治即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在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其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后裔具有本质差异。当代中国需要规避启蒙思潮与反启蒙思潮的抽象对峙,自觉汲取马克思反思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资源,实现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     

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批评、运用与可能的生产——从日常生活哲学家到后现代都市思想家

作为20世纪世界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列斐伏尔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及不同的时代,具有其不同的命运、影响与形象。列斐伏尔在中国经历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到日常生活批判家再到后现代都市思想家的角色嬗变。这个过程既与他个人的思想演变不可分割,也与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法国理论的生产与传播影响联系在一起,更与中国发展道路这个根本事情密切相关。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运用与可能生产的历史,具有双重性的含义。这就是,一方面通过列斐伏尔的概念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经验也有助于深化研究列斐伏尔思想。中国当下城市化发展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列斐伏尔的问题式启发与方法论的帮助;另一方面,对列斐伏尔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化",而且正在"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设有自己政治与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是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可能性意义。     

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三副面孔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流具有无可辩驳的地位和意义,现代文学的价值框架,最终的意义指向是启蒙和启蒙的伦理范畴.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启蒙话语在与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的纠葛中,生成了三种启蒙价值形态和文学话语模态.     

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谈对外开放对国家发展的启示

向西方学习是一股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社会变革思潮,它从林则徐开始经历了一个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仿效西方的政治体制,再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过程,从而使中国找到了一条走上独立自主的必由之路.历史告诉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西方应注意将爱国主义与理性认识相统一;学习西方必须结合国情,不断与时俱进;扩大对外开放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学习1西方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发展.     

从宏观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50年

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相互关联的两个视角:一是突出经济基础落后这一特点;一是突出中华历史文化这一特点。在改革进程中,客观上形成了从以前者为主向以后者为主的转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50年中已历三个阶段:一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纲、以运用中华文化资源为主的阶段;二是邓小平、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纲、以引入西方文化资源为主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过程拉动下,整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中国建成和谐社会并促进和谐世界的阶段。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的比较

海洋文明在中西方历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以及民族政治环境的不同中西方海洋文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者长于稳定,后者重在创新。文章概括了人类对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过程,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展历史,并从自然、经济、民主政治、人文环境以及民族性格方面分析了中西方海洋文明差异的原因。     

启蒙思潮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话语体系之演进

近代西方思想家回应现代历史发展,开创自由主义启蒙话语体系,奠定了西方现代性启蒙政治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握启蒙时代的脉动,创立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话语体系,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百年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经历了三个不断激浊扬清、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以来的不断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这是一个话语体系越来越朝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各阶段现实问题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西方和谐社会观比较研究

和谐社会作为人类永恒的思想主题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一种理论,一种文化,一种实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和谐社会有着不同的诠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与历史超越,必将为人类所接受并带来福祉。     

第三次启蒙(上)

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两次启蒙,一次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是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另一次发生在18世纪,它是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一次新的启蒙,即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这将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启蒙。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     

梁漱溟钱穆文化哲学比较管窥

梁漱溟和钱穆都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阐扬者,二人都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其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由于二人不同的心路历程、对中西文化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对文化体认的不同,二者的文化哲学也并不一致。梁漱溟从哲学出发,钱穆则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作了比较和预测。     

启蒙与改革

中国又到了一次启蒙的时刻,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启蒙是为了什么?大凡启蒙,总是有一定缘故的。思想的启蒙往往是现实改变的开始,准确讲,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