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益政府的理论考察

精益的源头为二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改善"思维,改善意味着改进。精益即"改善+创新",在改善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工作精进,不放过任何变革的机会。精益政府是对如何建设"老练的"政府、体现公共价值的政府的新思考,其核心在于始终围绕"人员发展"的目标施以变革,哲学理念是其重要基础,变革工具是其重要内容。该理论的演进经历了改善思想、精益思想与精益管理、精益政府三个阶段,描述了一个政府治理自下而上的变革路径,即从基本的、基层的、简单的治理流程改进出发,向上扩展到政府治理文化、领导力等"上层建筑"的精益化,从而带来政府整体的、持久的变革。     

美国精益政府变革与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比较与借鉴

行政审批流程优化始终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放管服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也展开了精益政府变革,流程优化同样是其核心内容。以一些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例,对两国在同一时期推进的相似改革进行比较,可以了解改革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政府管理变革的三个维度

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管理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现象。这种变革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府管理模式的重塑、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政府管理方法的创新。我国的政府管理变革,是在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既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积极成果,又要有适应我国国情的变通并针对我国特殊问题的新举措。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农村基层政府"再造"

"现代国家"构建的视阈中,农村基层政府的产生是国家向农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历史性的需要,而现实中农村基层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则来自于乡村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治理能力问题的乡镇政府必须通过革命性变革的政府"再造"完成从"汲取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变和功能的转换。而政府"再造"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财政制度、行政管理体制、民意表达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短缺或不足,因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必然选择。     

变革：政府对危机治理的回应

危机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特殊情形,由于它不同于常规情形下的政府治理,因此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也是政府危机治理研究的必要性所在。纵观国家危机处理过程,以及危机处理实际取得的成效,只有通过政府的变革,才能使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危机管理中得到提高。变革主要包括危机的事前、事中、事后研究与确立规范常识性的危机治理制度和机构等六个方面。     

政府信息公开与治道变革

我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传统治道向现代治道变革进程中,政府信息公开所出现的众多问题及不规范说明其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现行的信息公开制度对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进程有重要意义,政府应该加大宪政层面上改革的力度,减少信息公开的法律阻障,建立适合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双向回应的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变革的精英逻辑及其未来走向

精英不仅意味着经过挑选的那些人,而且预示着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治理权授予给那些经过挑选的人,并在权力体系或市场体系中予以中心化。在此逻辑下,大众在社会治理中处于"失语"状态,扮演着臣民或市民的角色,难以获得公共生活与公共行动的机会。政府变革的首要问题不是工具更新或"政府升级",而是观念更新、视角转换,从传统的精英逻辑向公民视角转换。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论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变革

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府治理模式都将是与时俱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完全改变了政府管理的理念。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加以认真地总结提炼。对公共管理变革做一个概要的分析论述,概括了这场变革的理论构架,分析了相关的案例。公共管理变革的国际经验对于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来说是有重要借鉴价值的。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治理变革中的政府绿色文明建设

随着经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进程,政府治理的形态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革,政府在这个进程中如何去适应、如何去改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国政府的绿色文明建设正是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但是,在实施绿色文明建设中尚存在困境:即认识上的不足和理论上的落后;环境问题在宏观政策安排上的不足;环境保护在中观职能运行上的不足等。为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应在绿色文明建设中重新定位,即:在指导思想上重新定位;在制度、体制与机制上重新定位;在职能上重新定位等。     

论我国政府治理变革中NGO发展的路径选择

社会中介组织（NGO）在政府治理变革过程中发挥着纠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供杜会公共服务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职能错位、行为失范、行政干预遏多、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等问题。因而，当前宜从培育健康的社会中介组织体系、强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综合管理和社会监督、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加强和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建设等方面入手术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     

垂直管理扩大化下的地方政府变革

垂直管理对于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发生,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但垂直管理也有着它天然的缺陷,最主要的就在于增加了管理的幅度,使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协调困难.不仅如此,垂直管理的扩大化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垂直管理扩大化下,地方政府该如何变革成为当前理论界、政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风险治理视域下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与运行机制创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风险社会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内涵和治理背景,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变革主动性和创新能动性,让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更具有精简性、协同性、快捷性、高效性。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应当在领导结构上体现控制导向和集中指挥,在形态结构上搭建促进协同的矩阵平台,在能量结构上加快与外在环境和多元主体的交互交融,在技术结构上实现对高效便捷的有力支撑。同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预算模式,优化人事管理,完善政府购买来保障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变革,从而推动服务型政府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在创造性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今社会,技术的应用正在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治理变革浪潮,而在这些变革浪潮中,社会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迅速增长。传统上认为的复杂系统必然是等级结构的思维受到了创造性技术兴起的冲击,我们越来越发现复杂系统正在打破原有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一种网络结构,为此可以断定,人类正处在社会结构网络化的进程中。如果说既有的管理型政府模式是与线性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并基于这一结构去开展社会治理行动的,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则呼唤一种与管理型政府模式不同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与之相契合,而这一政府模式正是服务型政府。     

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之一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作为危机事件的当然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是实现灾害救治重任的最直接的担当者.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对地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应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变革政府治理方式,以更好地应对灾害.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治道变革:90年代西方政府发展的新趋向

治道，介于政治与行政之间，尤其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治道变革是9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基本方向。本文将以《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为背景，概括、分析西方政府治道变革三个主题的理论背景及其实践进程：政府与市场的选择、重塑与重理的重奏以及政治与行政的调整。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依然在进行之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多地了解西方国家政府治道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中国政府的改革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