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性存在及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由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要素论、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生态经济论、生态问题与本质的制度批判论、协调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的生态价值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论等理论单元构成的思想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南。     

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问题的关联,主张重新检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生态社会主义在其各个领域的生态重建模式,为当代我国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理论和思路。     

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兼论生态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伴随着人类文明改造自然的深度与广度的急速扩张,始于毫末的生态问题也逐步转化为势不可挡的生态危机。为此,我们需要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文明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重新反思为理论的第一基点,构建出兼顾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与自然生态维护路向的新的生态哲学。新的生态哲学,即"生态生存论",是在否定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的取向与"自然中心主义"服从自然的取向后辩证发展而成。生存论生态哲学坚持"从现实出发"的历史研究方法、"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价值核心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共赢实践取向,力图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学术构建与理论基础。     

试论库恩“范式与自然”的关系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库恩是反实在论者,但当细读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时,发现库恩既强调范式也重视自然。本文试图厘清库恩的范式与自然的关系,从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到科学革命时期这四个阶段,去探讨和分析库恩对范式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认为库恩始终在关注科学与自然的对话,关心理论与自然的相互一致,同时,库恩认为,范式的危机源于自然界的反常,而范式的转换基于科学革命。据此,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库恩不仅仅强调范式,实际上一直在强调自然界的重要作用,库恩是一个"自然-范式准(或二重)实在论者"。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生态女性主义者从性别的社会建构出发,通过性别隐喻,将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人对自然的压制相等同,并将西方科学对自然的认识视为从"男权"出发对自然女性的一种侵犯。生态女性主义者要求重新审视社会性别角色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女性的视角批判现代西方机械自然观,消除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所带来的生态困境,倡导有机论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有机论自然观是对古代自然观的适度回归,其核心就是要恢复自然自身的价值,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控制"转向"敬畏"。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底蕴

把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的要义,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华传统文化和合思想以及西方学者的二元对立中心中探讨其理论来源,从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界的自然属性中分析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通过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两点论和重点论中蕴含的自然哲学思想,解答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呼吁人们对人和自然的问题做进一步审视和反思。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人类社会摆脱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指导思想。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发现,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规律还有很多未知领域,更妄论控制和统治自然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哲学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反思那些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利益需求而不顾自然客观规律的行为,自觉调整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论联合政府》之前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研究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单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党初期党的文化革命运动是在新文化文学革命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推动文化革命进入新旧文化激烈斗争、新文化显示出蓬勃生命力的高潮阶段。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战争印证新文化的革命性和正确性。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纲领标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基于亚里士多德自然观考察古希腊“自然”含义

现代人通常把"自然"的概念理解为"自然界"或是天然存在的东西,可称为自然物,但实际上"自然"的含义在古希腊时期不同于现在。通过辨析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便可对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含义做考察。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即为"本性",是万物运动或静止的根源,内在于事物本身。"自然"可以分为"质料自然"和"形式自然"两类,但是"形式自然"优先于"质料自然"。     

生态社会主义或野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政治与伦理愿景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通过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生产必然采取的剥夺自然和人的不道德形式,协同进化则表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任何片面强调"斗争"与"合作"的环境伦理话语都缺乏辩证的方法论基础和恰当的政治-伦理考量。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建构及其实践从属于更广大的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野蛮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中。     

马克思自然观的三重价值意蕴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弄懂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刻内涵。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马克思探讨了自然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蕴含着生命价值、生产力价值、生态价值三重意蕴的人化自然观,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就生命价值而言,具有地位优先性的自在自然和人类自身共同构成了平等的价值主体;整个自然界自身直接创造了自然生产力,人化的自然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整部人类史是自然不断向人生成的过程,自然的生态价值在于其是人类文明兴衰的重要指标,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所在。     

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述论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想非常丰富。就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来说,中国近代"政治内生态"的分化性、中国近代"政治外生态"的"弱肉强食"性分别是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和外在动因。杨贤江生态德育思想主要包括:"全人"标准的生态德育思想、"众善"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道德环境论指导下的生态德育观、"团体合作论"视角下的生态德育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杨贤江的生态德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表现为他研究俄国革命运动与西方革命的关系,提出世界革命进程"四步骤"的理论;研究意大利、法国、德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提出把当前斗争和远大目标统一起来的理论;研究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形成以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并进行革命"决战"的理论。     

论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贡献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Moscovici)是西方生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西方生态主义学者、生态运动乃至绿色政治都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六个方面:深入探究人和自然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原因;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自然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引入自然政治概念对传统自然观和科学理性信仰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全面评析和讨论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世俗化;倡导人与自然共生的思维原则;主张通过以"自然人文主义"为目标的生态主义运动来重建人和自然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角度考察,莫斯科维奇的生态思想的局限性有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在文化改良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空想色彩浓厚.     

生态人和生态社会的有机融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解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关注生态,于是生态社会、生态人等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以对"生态人"和"生态社会"的思考,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方便,下文将用《手稿》代替)进行了再解读,发现在《手稿》中,已经蕴含了"生态人"与"生态社会"的基础思想,并且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以手稿中的理论为基础,可以让二者达到一种有机的融和。(1)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生态社会"成了"生态人"实现的必要前提。     

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二重向度及逻辑体系研究——从“两个和解”到“两山”论谈起

习近平以"两山"论为核心表述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哲学与人本二重向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两山"论在哲学上表现为自然优先的唯物论、保护与发展相统一的辩证法、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性思维。人本向度表现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要,维护人民的生态权益,保障人民的生态安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的严密逻辑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强国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和强大。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话语的直接现实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刻洞见为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指引。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对“支配自然”思想的积极解读——格伦德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析

自20世纪以来,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其根源往往归咎于"支配自然"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格伦德曼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生态问题进行界定,以整体的方式分析生态问题的成因,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由多重因素形成,而不能仅将其归为"支配自然"思想的原因,并赋予"支配自然"积极意义,深化对"支配自然"思想的认识。格伦德曼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分析生态问题,以建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系,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格伦德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生态问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     

批判与重构:资本的社会化变革与生态建设

生态问题是在"人化自然"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不和谐不仅反映了入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也反映了人类社会超越自然界的悖论。现代资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人类发展的社会效益乃至生态效益。生态的资本化加剧了生态恶化,也从侧面反映了生态政治中的民主、平等和社会矛盾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辩证地考察了资本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机械思维方式。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尝试资本的社会化变革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恩格斯的有机总体观及其当代意蕴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革命的辩证法,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他不仅将总体性辩证法保持在思维领域,而且拓展到外部世界,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等三者之间建立整体的有机联系,凸显出有机论的总体观。进而,恩格斯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辩证法统一起来阐发了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在历史逻辑和劳动辩证法下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之统一问题的讨论;解决了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与理论科学以及各门实证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倡导大科学观的科学统一论,使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技术学成为可能。面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以及现代性的种种"急难",在后疫情时代重新考察和理解恩格斯有机总体观及其相关重要论断,既有助于为自然辩证法正名,亦能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认知提供思想支撑,彰显其之于构建生态文明的当代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