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学生就业资本的个案研究

资本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阶段对大学生影响很大。以一位大学生为例,分析了资本在其求职和入职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三种资本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且个体所拥有的三项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大学毕业生拥有更多的资本,能实现其职业生涯的顺利发展。     

中国大学生职业获得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地区三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三所高校大学生职业获得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在求职途径中社会资本充裕的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使用直接关系求职;就求职结果而言.人力资本相对于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职业获得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两者对不同职业获得作用的差异性.     

文化资本视角下大学生就业能力分析

文化资本指由价值观、信念、行为规范和模式以及文化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资本。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即大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是他个人在人才竞争的市场中击败其他竞争者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大学生择业成功的主要因素，可以理解为大学生成功就业的硬件能力；大学生的文化资本（即大学生对于就业的观念、社会联系、社会关系、价值观、社会和个体之间相互的认同是否得当等）决定了一个大学生在求职就业市场上的适应能力。“文化资本”对于择业成功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是大学生求职过程中主要的非正式手段之一，可以理解为大学生成功就业的软件能力。因此，应充分发掘文化资本，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中国的资本配置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研究

投资在物质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形成间的分配,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中国及各省市区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投资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分配,即资本配置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资本配置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横截面数据分析表明,资本配置与收入分配呈现出倒U型关系,最后提供了解释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从职业变动看性别差异——基于河南省高校毕业生的调查

职业变动中的性别差异是职业变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10年来河南省高校毕业生职业变动的情况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资本对职业变动中的性别差异会产生影响,即高校毕业生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不同,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其职业变动就会产生性别差异.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营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强化女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为女大学生谋求公平的职业变动空间和职业发展机会.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基于某高校的调研分析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无论从所学专业、学位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指标,还是从招聘会、家庭关系、媒体网络、老师推荐、朋友和同学推荐、社会中介机构推荐等社会资本指标来看,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两者对毕业生就业影响程度的大小受到当时当地的就业政策和就业环境影响。随着劳动力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就业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将逐渐缩小。但是,随着就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资本在提高就业质量、使人力资本得到较高回报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投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自然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间的信任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增强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因此,政府在关注区域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时,也要致力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设。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应加强信用制度供给,培育创新、信用、合作、开放的区域文化,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创建区域与外界交流的平台,加强区域对外沟通交流。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础.要有效地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技能培训,认真构建公平合理的劳动力市场,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制度,积极营造良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     

社会资本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由于其重要性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之重.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分析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潜在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如若合理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本,不仅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会对三农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生计资本及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收入的中介作用

目前,提升城市农民工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13年全国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通过Stata建立OLS回归模型,对比分析在加入收入中介变量前后生计资本、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和社会保障是农民工消费水平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作为中介变量的收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模型中起着中介作用,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消费关系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通过加入中介变量使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更加完善。     

政府创新：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政府与公民、民主与信任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范式。布迪厄从微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资源集合;科尔曼从中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社会结构;帕特南从宏观层面上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价值规范。从本质上讲,政府创新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关联。社会资本是政府创新的基本变量,其中的信任因素是政府创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支持信念因素是政府创新的基本条件,参与网络因素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进行政府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支持公民参与网络建设,培育公共精神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第三部门力量,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     

推动与促进:家庭资本对青年农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探析

家庭资本是个人拥有的一种嵌入在家庭关系中的先赋性资源,它在青年非农就业中的作用可区分为推动和促进两种机制。本文使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青年的家庭资本对其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统计结果发现,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青年非农就业行为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青年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无明显影响,而家庭经济资本对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文章最后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发现的启示性内涵。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

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对上海城镇居民的经验研究发现: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影响同时存在;低教育背景家庭借助文化活动参与实现了文化流动,高教育背景家庭通过家庭文化氛围实现了文化再生产;那些低收入家庭通过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实现着向上流动。     

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

本文根据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的视角,基于定量的研究方法验证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求职意愿的影响。主要发现包括,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父母的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从政"意愿影响显著;父母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学生"入企"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入企"意愿越高;父亲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大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越高。     

家庭依附、人力资本与女性青年的劳动参与——来自湖北省的数据

本文以2009年湖北省4442份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家庭依附和人力资本对青年女性劳动力劳动参与的影响,并就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影响因素做了城乡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女性的人力资本和家庭依附因素对城乡女性的劳动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劳动参与决定存在着城乡差异。在劳动参与方面,农村女性的家庭依附性较之城市女性更强一些,而人力资本变量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年龄、文化程度、迁移以及工作流动性都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影响显著。我国城乡女性劳动参与一年龄曲线呈M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就业特征。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Recent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work has suggested that social capital, or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of citize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both the efficienc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ontemporary socie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sample of thirty-four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70 to 1992,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modified neo-classical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act on growth which is at least as strong as that of human capital or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the focus of much of the recent work on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It appears to have about the same impact on growth as catch-up or the ability of poorer nations to adop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pioneered by their richer counterparts.     

Social Trust, Social Capital and Perceptions of Immigration

Analys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immigration have stressed the negative impact that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ies ha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rust. Ethnic heterogeneity, according to these studies,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social trust. However, social trust has not been studied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in order to explain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cie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because those members with high levels of social trust will tend to have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This hypothesis is empirically tested in a cross-country multi-level empirical analysis for sixteen European countries, drawing on the 2002–3 European Social Survey.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regardless of the impact of other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such as levels of unemployment or percentage of foreign population, those with high social capital do exhibit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than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运转——以甘东用水协会为例

促进人们之间相互合作有三种机制——科层、市场和自组织.三种机制在官僚成本、交易成本与结社成本低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促进民众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缺少社会资本的地方,随着三种成本的上升,合作机制可能都会导致不合作行为的发生.根据对中国目前唯一的整体实行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并取得成功的中型灌区——甘东用水协会进行实地调研,从协会在现实中所遇到的用水户合作困境出发,针对甘东用水协会内用水户为什么不积极参与和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建设这个问题,从科层影子、扭曲市场和公民社会缺乏三个方面对甘东用水协会困境进行了分析.得出:政府或者其他外部机构在社会资本缺乏、市场机制难以奏效的地方建立用水协会这类社会组织,要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其脱离科层控制;而且政府或者外部机构在投资方向上也要更加侧重于促进地方社会资本增加的项目,而不是用时髦的、现代的、复杂的组织或者设备来简单代替原来的基础设施.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Policy – The Current Challenge Facing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since Putnam's 1993 work, has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policy‐makers the world over, and Australia is no exception. In 2005 the Department of Victorian Communities launched its Actions for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policy statement, which draws heavily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nd critiques its failure to deal adequately with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its supposed community benefits. The article then seeks to isolate the missing factors through a look at recent research on volunteerism and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collaborative/interactive governance needs to be underpinned by sound socio‐economic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