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现实向度

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推进和升华。从发展意义上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蕴含着以"人民认可"为根本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核心和以"人民需要"为实践归宿的基本要旨。在主题逻辑上,以"人民认可"为根本立场,表明了"为谁发展"的主体向度;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核心,说明了"发展什么"的客体向度;以"人民需要"为实践归宿,建构了"如何发展"的方法向度。     

生态人和生态社会的有机融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解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促使人们更多地去关注生态,于是生态社会、生态人等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以对"生态人"和"生态社会"的思考,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方便,下文将用《手稿》代替)进行了再解读,发现在《手稿》中,已经蕴含了"生态人"与"生态社会"的基础思想,并且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以手稿中的理论为基础,可以让二者达到一种有机的融和。(1)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生态社会"成了"生态人"实现的必要前提。     

论道家的治国方略

道家的治国方略,以"道法自然"为基本理论基础,以"柔"和"不争"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无为而治"为治国的基本方法,以"非战"、"不尚贤"、去"苛政"为实现治理的具体路径,提出了"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运行模式。这些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两大旨趣论析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旨趣是对"人民中心"和"发展"之间逻辑关联的辩证把握。从发展的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确立"以人民为发展主体",它蕴含了人民是发展的动力主体、目的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基本要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人民主体属性。从人民中心论的视域来看,发展是时间和空间、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以满足"人民期待"、追求"美好生活"为本质和方向。这亦寓意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既是对"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否弃,又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取向以及利己主义思想的纠偏和矫正。     

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践证明,这种结合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概念界定,阐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并指出了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途径。     

李贺神鬼诗悲剧意识的生成与审美管窥

李贺是中唐时代一位独特的诗人。凄凉的人生境遇、体弱多病的生理特点、忧病畏死的心理特征、中唐社会的动荡和各种矛盾的激化,将他经世治国的理想抱负击个粉碎。所有这些促使他对人生、命运、死亡进行思索,其"鬼诗"便寄寓了诗人对现实的厌恶和对理想的探索,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诗歌的悲剧意识具有独特的审美,即:以"病"为美,以"悲"为美,以"寒"为美,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由此可见,李贺诗歌诉说的是一种与世抗争又无力抗争的现实,诗歌所透射出的恰是诗人内心强烈的悲剧意识。     

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古代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发展的基本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传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本文从对"民""本"二字的阐释入手,定出解读民本思想的基调,然后进一步剖析古代民本思想的内容及其实质,揭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执政目的、政治主体和价值观三个方面实现了对古代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简论先秦时期人际关系和谐思想

人际关系和谐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先秦时期在以"礼"为前提,以"爱"为核心,以"义"为根本的思想指导下,人际关系思想展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不仅对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其理论精华对我们而言仍具有巨大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财富。     

列宁、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时代化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最早提出和使用"领导权"概念。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托,以俄国的具体实际为根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文化"巩固政权的治国理政思路。葛兰西则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他分析总结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资产阶级执政失利的深层原因,提出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为条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巧合的是,无论是列宁还是葛兰西,几乎都是在20世纪初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而在大约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提出"文化自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对时代主题的最新把握。     

毛泽东、邓小平伦理思想中义利观之比较

毛泽东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一脉相承,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对"重义轻利"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但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重义轻利"传统观念的回归和对个人利益的忽视。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义利观。他注重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立足点,既反对极端的集体主义,又批驳个人主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柏拉图《泰阿泰德》中知识的等级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以苏格拉底为泰阿泰德"精神助产"为线索,对"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展开了"对话"。对话中苏格拉底相继引导但又驳斥了泰阿泰德关于知识的三种定义,且最终也没有得到答案。试图以"整体论"的视角对《泰阿泰德》篇进行解读,认为关于"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出结论,但通过对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泰阿泰德》篇中对知识的定义是不断上升的,并且通过离题话的讨论,得出最高形式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德治国”战略探索历程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在治理国家时就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努力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以德治国"战略是我们党经历了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德治国"战略探索历程启示我们"以德治国"关键要加强"以德治官";搞好道德建设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道德原则建设必须要跟上时代的发展。     

张载《西铭》之“理一分殊”仁爱观管窥

孔子建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传统的仁爱观,这种仁爱观发展至宋明理学时期,即形成了"理一分殊"的仁爱观,而这种仁爱观在理学奠基人之一张载的重要著作《西铭》中有着集中的体现。文章将对这种"理一分殊"仁爱观作以浅析,以正方家。     

当代陕西农民经济意识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尤为突出的问题。以陕西为地域,以当代陕西农民对象,对陕西农民的经济意识进行了具体化、实在化、客观化的研究,通过对当代陕西农民经济意识的研究,试图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思路。     

“官僚主义”的“常”与“变”及其应对——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重要文献之分析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党和政府系列重要文献的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官僚主义"具有稳定不变的、独特的认识,即由"群众"等七个核心词构成的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并将之与"形式主义"视为一体之两面。同时,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官僚主义"的形成、表现及治理等又具有不同的认识,可划分为领导制度不健全形成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官僚主义"、政绩观扭曲引发的"官僚主义"、作为"四风"问题的"官僚主义"等四个阶段。"官僚主义"在党和政府认识中的"常"与"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和阶段性特征具有紧密的关联,体现了党和政府既与时俱进又永葆初心的品质。未来对"官僚主义"的治理,应构建起以密切干群关系为中心、以整顿党风为引领、以祛除形式主义为突破口、以机构改革为推动力、以制度建设为支撑的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道德境界视角下的未成年人生命教育

2008年云南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生命、生存、生活"的"三生教育"。通过吸取儒家对道德境界的观点,以儒家对道德境界之总括"仁者爱人"映射"三生教育"中的生命教育,在对二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教育在道德境界范畴内进行了阐释。     

我国刑法中“行凶”含义探析

自我国刑法颁布实施以来,围绕着"行凶"一词的确切含义,刑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也尚未有定论。所以,本文以列举对"行凶"概念的不同观点入手,对各种观点进行客观表述并进行综合比较和简要评析。以刑法条文的体系结构和立法目的,对"行凶"所包含的刑法学含义做了全新的剖析,以试图找到完善认定"行凶"犯罪的司法标准。尽管对"行凶"的特别防卫权规定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到对"行凶"的特别防卫权规定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不但丰富了特别防卫制度,而且符合当下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社会需求,具有积极的立法意义。今天我们的讨论,乃是期许特别防卫权制度能够越来越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更加符合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法律需要。     

现代社会与个体自由的实现方式

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分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促进了现代多元社会的形成和深入发展。现代社会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进行了严格限定,对"多数人的暴政"予以了高度防范,对市民社会加以积极建构,这种"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及"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使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空间。这是现代人自由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人生存状态不同于古代人的鲜明之处。     

"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党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的与时俱进

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提出并阐述了"两个先锋队"的重要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独创性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当今时代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思想理论基础,以"两个先锋队"为物质力量基础,这就既坚持了党的先进性,又体现了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这就使党的组织发展有了不竭的力量之源和勃勃生机。     

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必以公平或公正作为首要准则。当前,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缝隙"导致政策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有失公正。由政策不公给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本文以苏州"通安事件"为例,对政策缝隙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无缝政策"实现社会稳定由反馈控制到前馈控制、由"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