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

建国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权力反腐败模式和制度反腐败模式等多种反腐败模式。与运动反腐败模式和权力反腐败模式相比,制度反腐模式有着发挥作用过程长而稳定,避免大起大落,有利于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总成本不高,总收益较大等优点。为此,邓小平十分重视制度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着手从反腐败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导向机制等方面加强建设,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2010年12月） 目录 前言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二、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 三、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四、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 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防治腐败 六、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 七、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八、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结束语     

建立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机制

权力腐败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思想原因、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体制原因。从当前查处的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看,权力的腐败都与权力体制的弊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体制上建立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机制,是当前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任务

在我国现阶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相吻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特征:即,共产党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做主是基础,依法治国是保障,以人为本是主线.其本质特征也决定了这一新型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四大民主",即: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协商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协商制度,以直接民主为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和以党内民主为主要标志的政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任务是:以扩大执政党党内民主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以建设服务型公共政府为目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坚决抑制和清除权力腐败现象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权力运行体制改革;以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政治参与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政治运行机制改革;以规范社会成员政治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     

反腐败引发的多重风险及其化解路径

反腐败形势严峻,腐败既得利益联盟主动反击、消极怠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腐败具有多重风险,即制度风险、互联网风险、价值断裂风险、信任风险和社会风险。化解反腐败风险的基本路径是:树立宪法权威、走向制度化正义、提升法治水平、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政治体制改革要在技术层面展示智慧、凝聚共识、公民参与。     

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是腐败现象和权力现象的相关性决定的。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就要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这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制度的设计都必须用法律作保证。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如何实现权力运行的法制化,首先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其次,权力配置特别是公共职位权力配置要规范化法制化。再次,要加强廉政立法,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廉政法律体系。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正>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     

政府利益内在性的抑制与政府权威

政府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可能是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强化政府权威,也可能是背离、侵蚀公共利益,削弱甚至丧失政府权威。当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时,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负和博弈,破坏社会诚信,制约现代化进程。需要弘扬宪政精神,完善宪法制度,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强化政府权威。     

构建政府行为约束机制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首次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他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牺牲品。”①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公共权力中心,同样需要对其进行权力制衡。否则,政府权力的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必将导致政府权力的泛化和异化。而且,这种权力的泛化和异化是以牺牲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合法利益集团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这样,也就必将使社会公民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心态、情绪变态和扭曲。同时,寻租活动、腐败行为里应外合,社会问题应运而生。政府失去权威、政府官员蜕化、社会处于无序化状态,甚至“国将不国”。因此,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要建立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以适应约束政府公共权力泛化和异化之需要。同时,现代政府公共权力的多元性决定了要建立多元的约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法律约束、社会约束、市场约束和金融约束。     

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和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现象日益突出。制度反腐败的重点应当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通过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其中,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遏止政治和行政腐败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A 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in Spain

Spain experienced an outbreak of public sector corruption—much of it related to the involvement of regional and local administrators and politicians in the country's urban development boom—that angered the public and sparked calls for government reform. Using data from a 2009 survey that followed these event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corruption and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itizens, including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rule‐breaking behavior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ercep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s well as political corrup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less satisfaction, lower levels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break rules. Although these survey results cannot prove causation,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that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damages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in the eyes of citizens and weakens the social fabric of democratic society.     

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政治体系的构建——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阈下的解读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不完善,从而滋生大量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情况,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我党廉政建设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构建反腐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层面,积极推进观念化意识形态的创新,为有效有序运行党的权力提供科学而恒定的价值方向和准则规范;在内政治社会化层面,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政党文化内化教育;在政治制度层面突出准则和规范的实施以及源头防治功能,推进制度反腐新路径;在政治关系层面坚持"以法为轨"的准则,推动新形势下党的权力运行民主化和善治化;在政治行为层面加强对反腐工作规律的认识和继续实行群众参与制度化建设。     

建设廉洁城市：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实践的新探索

“廉洁城市”本质上是对城市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定位。建设“廉洁城市”有助于破解当前的反腐败困局．实现反腐倡廉实践路径的新突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廉洁城市”建设包含廉洁政府、廉洁市民、廉洁市场、廉洁社会等重要要素,各要素间相互关联,构成权力监督体系、市场诚信体系、社会道德体系等基本框架。建设“廉洁城市”,既要汲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积累的核心智慧,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又要学习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错路;既要完善以各项反腐倡廉制度为重点的城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科学反腐、防腐的成效,又要激发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廉政建设的热情,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主体性作用。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及出路

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反腐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对焦点案件的被动查处,转变为对制度化反腐方略的主动探求。未来的廉政制度化建设应着力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家廉政制度设计中制度短缺与制度剩余的并存悖论;二是既有廉政制度实际执行力不足导致的"制度软约束"现象;三是选择性反腐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路径

中国的腐败问题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即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轨并行下的"增量改革"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体制机制设计。一方面,公有企业固有的垄断冲动与政府规制触角无孔不入的延伸,大大拓展了政府的寻租空间,为官员腐败培育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软弱与虚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这组关系的变动对腐败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结合我国独具特色的渐进主义转型模式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继续科学地调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才是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出路。     

Civil Society after Democracy: The Evolution of Civic Activism in South Africa and Korea

The phas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motives, dynamics and objectives of civil society. Its internal roles, dynamics and power balances are significantly altered by the advent of democracy, due to shifting resource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a general reframing of goals and objectives. By adopting a definition of civil society as an ‘arena’ (which highlights the continuously evolving composition and leadership of civil society) and borrowing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dimensions from social movement theory (which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nceptual framing processes),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advent of democracy has pos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to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Korea and South Africa. Moreover,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has inevitably changed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civil society relations. While in South Africa institutional politics reasserted itself in the first years of democracy, thereby sidelining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concerned with public accountability and good governance (which have only recently resurfaced through the action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Korea corruption and lack of transparency immediately marred the dawn of democracy, providing civic movements with a fertile terrain to galvanize civic mobilizations vis-à-vis the lack of responsiveness of the political class.     

网络反腐的法治考量

网络反腐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政治诉求,形成了较强的反腐威力,并逐步成为国家反腐机关的反腐行动路径之一。但缺乏制度规范的网络反腐,在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同时,也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也可能与网下反腐脱节,影响反腐成效。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进程,用制度来保障公民网络监督权的实现和参与政治生活渠道的畅通,大力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不断完善网络信息收集、处理及反馈机制,正确引导舆论,最终促进网络反腐的有效、有序发展。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