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适用房：困境与出路

“经济适用房”是国家为照顾中低收入居民购房而实施优惠措施,把用于建造经济适用房所用的土地以国家无偿划拨的方式给开发商使用,并以微利价格出售给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出现,     

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前瞻

<正> "共有产权"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的动力和激励问题,有望为经济适用房的长期乃至永续开发提供可能性在《住房保障法》的起草中,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的提法备受关注。"共有产权",能否确保经济适用房配售和退出的公平公正?能否加快屡屡滞后的经     

需要应对高房价的公共政策

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6％,涨幅比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以10．7的涨幅名列首位。虽然国家发改委作出了“全国房价涨幅总体放缓”的解释,但难以化解人们对房地产调控目标能否真正落实的忧虑。从去年的两个“国八条”到今年的“国六条”及“九部门十五条”细则,面向房地产业的调控相继而来,但房价为何不降反升?房价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关系社会的安居。特别是在现有的住房供应体系中,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均需以购买全部或部分产权的方式获得,用于租赁的只有廉租房,而经济适用房供应有限,廉租房捉襟见肘,民众对高房价心生恐慌就不难理解了。1998年在制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的房改政策时,已有建议提出经济适用房     

保障性住房：全球六大模式

英国最早针对低收入家庭建设和供应公屋的法案出台于1832年，并在1930年之后的四十年间大规模建设公屋，且规定公屋只租不售。然而，1980年之后，由于高福利住房政策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政府开始走向公屋私有化，以一定折扣和金融支持政策将公屋出售给低收入家庭。2005年之后，英国又推出“住有所居计划”，低收入家庭可以先购买部分产权，然后逐步购买完全产权，以此资助约计10万家庭在2010年前拥有自己的住房。     

我国廉租住房政策为何效果不佳

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目标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以及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即高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微利价的经济适用房，最低收入家庭租赁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价房。     

住房供应体系再检讨

提供大量不具私有产权并可以循环周转的“社会福利住房”,让低收入者租得起、住得上,事关政府在住房供应体系中的角色。     

经济适用房"内循环"制度——住房政策社会保障性的回归

《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中提出了经济适用房的“内循环”制度,这一制度的构建标志着经济适用房政策由政策性商品房向保障性公共住房转变。这一转变在实践中将有利于在制度上实现经济适用房的循环使用,切实有效地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此外,这一制度创新在理论上是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一次回归,有利于政府应对住房领域日益复杂化的社会问题。     

上海房改方案的新特色

引进海外经验 “自住其力”,是上海从香港吸收来的一条住房原则。所谓“自住其力”,指自己的住房要以自己的财力解决。据悉,香港根据居民收入水平,划分了不同的档次,高收入者必须购买房地商营造的住房,中等收入者可以2/3的商品价购买政府提供的住房,低收入者可以租住政府提供的廉租屋。     

银行与政府需重新对位

转轨中的国有商业银行某种意义上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地方政府和企业仍然着重抢夺银行资源在目前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部分地区存在不良行政干预银行贷款由明转暗, 企业变相逃废债务等问题,严重困扰金融机构。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中,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需重新梳理, 防止“政务不清、债务难清”现象蔓延。     

“合资产权保障房”的政策建议

<正> "共有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与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建议的"合资产权保障房"相似。赵燕菁今年1月在《财经国家周刊》发表文章,认为保障房制度与经济适用房最大的不同,就是取消了住宅的投资     

国外解决民生问题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每户只可以买一套组屋 为了能够让每一位居民都能买得起住房，新加坡政府对居民购买“组屋”经济适用房实行免税优惠措施，如购买三室以下组屋，出售价格常低于半价，对购买四房组屋的价格约降15％，对购买五室的，则稍有优惠。对于那些实在买不起组屋的居民，政府将其分为困难户和特困户，这些人各占居民总量的10％。     

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北大核心

据媒体报道,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把分内工作借购买公共服务之便“外包”出去;有些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后,却对所委托单位疏于监管,致使购买的一些公共服务质量不佳。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四重责任”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决定》指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但是，也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把购买公共服务当作“责任卸载”工具，成了“甩手掌柜”，     

廉租房的“借富济贫”路径

对于亟待救助的中国最低收入家庭来说,入住廉租房的概率与中大奖相似。虽然廉租房政策1998年已由国务院确定,但时至今日,各地廉租房建设仍如蜗牛般爬行。面对“僧多粥少”的现实廉租房通过摇号确定住户,已显现一些地方政府的尴尬。这当然是一个与钱相关的话题:廉租房由政府或单位筹集兴建,是花钱之事,财力如何匹配?而在另一端,价格急剧攀升的商品房又如黑洞般卷入热钱,“泡沫危机”为千夫所指,一旦铸成大错不堪回首。现象的背后,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有效内需的乏力。任其继续,宏观经济必受重创,因为任何一种有质量的增长,都不能漠视最为迫切的社会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又该怎样兑现并转化为真实的动力?廉租房的“借富济贫”路径,即由此探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社会分配已是绕不开的话题。面对人均GDP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多事之秋”,分配问题已为高层关注,这被称为“最有政治意义的经济学命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建设部、民政部近日启动了全国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这将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完善低收入家庭救助制度提供依据。而在此前,经济适用房政策因北京“购房长队事件”,引发信任危机。廉租房被寄予厚望。不能回避的还是那个钱字。可是,廉租房到底是花钱之事还是赚钱之事?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优势获取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来说,廉租房建设应具有怎样的国家战略意义?     

新加坡如何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

新加坡建国初期，普通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平均每一户居民不足一间居室。据官方统计，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家庭住在贫民窟或棚户区，能够住上像样住宅的人口只占居民总数的9％，政府面临严峻的住宅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建造公共组屋（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为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住宅问题，建屋局开始大规模兴建低标准、小户型住房。后来，政府又宣布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组屋。     

现行国家治理结构下的地方银行治理

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海量贷款以及地方政府巨大而不透明的债务，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地方银行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十几万亿的贷款规模立下了“汗马功劳”。地方银行能对政府债务有如此大的贡献是与其公司治理结构密不可分的。而地方银行公司治理一直在理论政策与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着争论与矛盾，本文试图用一个新的视角，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下讨论地方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旨在解决地方银行公司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化解其潜在的金融风险。     

土地供应制度影响宏观调控成败

建立国家土地准备金制度,可规范地方土地“准通货”的发行,使宏观调控不再“只降烧、不消炎”。最近一轮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热,很大程度上是靠土地收益支撑的。根据国家的法律,土地并非为地方政府所独有。1994年财税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把税收的权益彻底分清了,但是土地这一块的产权则仍然没有分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谁先开发了,土地的产权就是谁的。结果,各级政府——村乡镇县和城市,都在以各种名目圈地(如各式各样的     

保障房市场化运作“样板” “在政策导向下,可以赢得利润”

保障房的两大部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都要政府掏钱或放弃部分收益,在当下地方财政吃紧、中央财政增幅下滑的状况下,完全由中央或地方一揽子包办不现实。那么,钱从哪里来,房该怎么建?全国500强企业绿地集团董事长、上海房地产协会轮值会长张玉良认为,可行的方案是,钱从市场来,保障房项目可     

政府购买公麸服务的绩效影响因素探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已在世界许多国家被确立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本文对“竞争的市场环境”、“合适的公共服务购买范围”、“合理的购买程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等四种如何影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绩效作一探索性研究。     

早买·晚买·不买——北京市城镇居民面对房改的购房心态

居民购房三种主要选择问卷中设计了：“如果停止无偿分配住房，实行先售后租，新房新租，变无偿分房为补贴购房。面临这一切，对于住房，您家有何打算？”调查结果显示：３６８％的居民家庭准备购房。在已购房的３０．５％家庭中有７０８％的家庭表示还要买房；被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