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法》刑事罚则修改问题探析

在《铁路法》修改过程中,刑事罚则仍有保留的必要。在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下,应在刑法现有框架内对《铁路法》中规定的罪名进行筛选,同时将某些尚不构成犯罪或根据现有规定难以准确定性的行为加以规定。注重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发挥《铁路法》刑事罚则对刑法典的引领作用。     

《立法法》中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规定的贯彻问题——以《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为基础的分析

《立法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和一般立法程序。《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形式对1997年《刑法》作出的修改和补充,其中刑法总则性规定的修改中涉及剥夺重大权益的内容违反《立法法》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刑法内容修改中存在违反《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权限的现象;刑法修改的内容中存在违反《立法法》关于立法程序规定的现象。有必要采取《立法法》修正案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刑法等基本法律的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做出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化、操作性更强的规定。     

附属刑法的基本构成特征探析

附属刑法必须由拥有刑事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其他机关不拥有此项立法权;附属刑法的基本内容是"犯罪与刑罚的行为规范",即"附属刑法规范"应由罪状(行为模式)与法定刑(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附属刑法是由附加规定于各个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规范所共同构成的,其表现形式是非独立的,必须依附存在于各个非刑事法律之中。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选择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港澳与内地贿赂犯罪的法律差异

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都分别制定了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从刑事立法方面看 ,香港现行的惩治贿赂犯罪法律有 :《防止贿赂条例》( 1971年 )、《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195 5年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 1974年 )。澳门现行的惩治贿赂犯罪法律有 :《澳门刑法典》( 1996年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 1997年 )、《贿赂处分制度》( 1987年 )、《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条例》( 1990年 )。内地现行的立法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97年 ) (以下简称《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1996年 ) (以下简称《刑事…     

简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近日，《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由国务院第十八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已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该《暂行条例》作为一部行政法规，是迄今为止我国期货交易管理领域级别最高的法律渊源，它将原先分散于证监会各“通知”中的内容作了系统规定，又创设了一些新罚则新规定，因此也是迄今为止期货交易领域调整范围最全面最完整的法律渊源。可以说，《暂行条例》的发布是我国期货市场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本文拟对《暂行条例》作一些评析，介绍其内容和特点，指出其存在的模糊之处，并提出相关建议，以…     

浅论药品安全问题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药品安全关乎公众生命健康,但近年来多起药品安全问题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我国多个部门法都对药品安全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收效甚微。我国当前法律体系主要从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三个部门法对药品安全问题进行管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提出制度完善的建议如下:尽快制定《药品安全法》,在该部法律中确立相关制度;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推进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重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     

论我国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完善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的规定还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在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方面及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方面，而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也有必要深入分析和探讨。另外，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不同，极有可能造成刑事管辖权的冲突，而这不利于对腐败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应该对此有所改进，如规定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委托条款等。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缺陷及对策

食品安全的极大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对经济的危害性,更适宜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范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制持有不安全食品的相关规定,虽然持有不安全食品暂时不会发生危害后果,但一旦这种食品进行社会流通,为人食用,必然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后果,故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和《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刑事处罚的罚金远低于行政处罚的罚款。建议对食品安全犯罪应以"货值金额"为标准,设定较高的罚金刑限额。     

刑法特别规定的正确适用与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特别规定数量可观,但书的特别规定、法条竞合中的特别规定、法律拟制中的特别规定、注意性条款中的特别规定是其存在的四种类型。在现有的立法之下,正确适用特别规定需结合相关条款以及刑法的相关原理,综合考察衡量。避免含糊不清的、不明确的特别规定、摒弃无意义的注意性规定,是刑法明确性原则在此问题上的要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立法反思

1997年刑法,由于若干原因存在诸多瑕疵。因而很有必要从总体上和具体罪两个方面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进行反思。从总体方面而言,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体系、罪、刑及立法用语等4个方面需要完善;从具体罪方面而言,有8个具体的罪需要完善与法条的重构。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点建议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被提到本届人大立法日程上来,其修改论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人们的目光多聚焦在原则、框架、理念上,鲜有对具体的操作程序进行详细考察论证的。而作为操作规程的诉讼法,其每一个细微之处的设计都是不能忽略的,如刑事诉讼法中的职能与职权划分的界线及特赦的问题,已死亡被刑事追诉者的非法财产追究问题,强制措施中的某些具体操作环节问题,羁押期限延长的合理性问题,二审中发回重审裁定中的问题等,否则修改后的法律仍然脱离不了“弹性规则”的窠臼。     

论赃物犯罪中的犯罪对象——以刑法修正案（六）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对赃物犯罪的修订力度较大,不仅扩张了赃物犯罪的对象范围、行为方式的种类,而且加重了其法定刑的配置。但这次修订也并不尽如人意,赃物犯罪的对象是否仅限于有体物,不动产能否成为其犯罪对象,赃物是否仅限于经济价值之物,财产性利益可否成为赃物,赃物与相关财物的厘定等问题也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因而探讨并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略论我国的刑事禁止令制度

刑事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采取的一项监管措施。禁止令制度是刑罚“严而不厉”的体现，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中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项创新和发展。     

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

近年来,＂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入罪出罪问题更是讨论较多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并未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刑法谦抑性要求刑法具有补充性与最后性、宽容性和经济性,而＂人肉搜索＂入罪是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内在价值蕴涵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肉搜索＂目前不宜入罪。     

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     

我国社区矫正主体的构建

社区矫正在矫治罪犯、降低再犯率和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发挥着制度优势。《刑法修正案（八）》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社区矫正都有明文规定。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法律规定难免简单笼统,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具体实施还有很多困难。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度的改革中明确矫正主体,制定配套的执行制度。     

非法供述排除规则问题反思

被告人供述具有直接证据的属性,因其能为案件侦破提供丰富的证据线索而倍受侦查人员的重视。在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刑讯逼供泛滥、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批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也催生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仍是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中的技术革新,难以弥补体制本身的漏洞,实践中有关非法供述证据研究方向的偏离、相关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的流于形式都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排除上的障碍。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美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