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治理现代化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民众参与、国际合作等多重要素。本文认为,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法规的完善、智能化技术手段的运用和高效参与机制的形成,以及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变革,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包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监管体制、进行生态科技创新、推进民众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新时代的生态治理现中,仍面临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新阶段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中,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实生态责任制,强化生态治理的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推动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行动

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战略的有机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场域内,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符合世界生态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采取整体性行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培育现代化生态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框架下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制度体系,提升现代化生态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正>涵义江必新: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推进     

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机制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环境冲突既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也直接考量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环境冲突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冲突及其管理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治理与伦理治理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的内涵和意义,并从社会反思、伦理学习和责任承担三个方面,阐明环境冲突伦理治理的运行机制。最后分析了环境冲突的伦理治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试论董必武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

董必武在主持政法工作期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的“法制文明”、“依法办事”、“加强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等思想,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

生态环境恶化及其衍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广泛视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如何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政府的施政行为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诉求,也是绿色发展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但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环境治理与督察体系,但在具体生态环境治理中,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问题却屡禁不止,导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与冲突,亟待树立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构建高效的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强化制度执行与督察,形塑和强化“理性生态人”角色,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这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全面改革,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改革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解决体制机制中的弊端,破除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障碍,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法制理论与实践

党在延安时期的法制理论与实践,包括反帝反封建的、保障人权的立法思想、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依靠群众的法制路线和廉政建设的法制思想等方面.延安时期的法制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结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建设,其所形成的法制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理论,也是毛泽东法制思想的组成部分.     

试论精神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关系

社会的精神文明体现在思想意识、道德风尚、科学文化和法制教育等方面。这些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它们像一个个琴键,在不同的时代弹奏出不同的曲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精神文明突出的是道德文明。新中国初期的精神文明,则以思想意识文明为主。现在社会发展进入市场经济与法制化阶段,这种形势要求提高以往法制文明弱势地位,用法制建设保证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下面对社会精神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关系和法制文明的有关内容试加以论析。一、古代的精神文明与法治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被称为文明古国、礼…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责任政府的职能建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五年规划的任务目标,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民族长存的重大意义。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主体的政府,肩负着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融入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重要职责。但在现实层面中,各级政府普遍存在责任缺失,包括环境治理主体缺位、职能划分不清和治理主体、手段单一等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优化落实责任政府职能:倡导生态文明观念和树立绿色政绩观、健全环境制度建设和加强环境监管、推动市场化机制运行和扩大社会参与、加速环境立法和加强环境执法等。     

生态文明视域下雾霾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下,协同治理雾霾迫在眉睫。雾霾现象的出现,导致各种疾病不断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本文首先阐述了雾霾治理的必要性,其次分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雾霾治理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这一现状,进而表明必须建立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同治理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新农村法制建设——问题、原因及对策

农村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努力探寻现代农村法制的建设方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制社会。     

制度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权力制约的新进展

如何有效实施权力制约是衡量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权力制约。由于历史-社会-文化及国情的不同,中国的权力制约具有自身的特点。从制度文明的维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权力制约的理念文明、规则文明、机构文明等方面均取得了许多新进展。权力制约制度文明的进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科学执政、文明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原因,确立科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加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对策。     

农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效能、现实困境与对策探讨

农村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贯彻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健康发展的紧迫任务。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规划、管理、法制等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问题,应当通过科学设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创新资源环境管理机制、加强生态环保法制和完善生态教育制度等手段,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劲的推动力。     

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机理、呈现样态及边界治理

生态文明空间是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复合生态系统，其风险治理是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不容忽视的基础。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时代场域、依附载体，具体呈现为内源性与外源性空间风险交织、历史性与现时性空间风险叠加、结构性与功能性空间风险并发、隐性与显性空间风险升级四重表征。边界视角是探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重要维度，应从警惕生态殖民、强化环保治理、树立强力意识、激发大众活力等方面入手，守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国家边界、权能边界、政治边界、民主边界。     

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析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能力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无论从外部发展环境还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都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为此,要从合作机制、支持体系、运行机制、保障体系、监管体系等五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公众参与决策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两方面的内容。公共决策机制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公众广泛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培养其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塑造公共精神,提高决策质量,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当前,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面临着文化、制度、技术和体制等多方面的障碍,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应该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强化能力培养和技术支持、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决策体制。     

华盛顿制度文明思想探析北大核心

乔治·华盛顿在领导和推动美国立国初期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制度文明思想,包括将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依靠制度和程序实施国家治理、建立统一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等,奠定了美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