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例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深刻展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与发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与阐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恩格斯通过对同时代典型国家观的"扬弃"从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起源观;其二是恩格斯以辩证逻辑阐发家庭变迁的二重动力以及家庭同氏族与国家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了由氏族向国家演进的内生逻辑。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读与讨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在当下有重要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术语溯源和内涵演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恩格斯首先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表述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裂变,主要沿着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三个分支发展流变。     

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兼论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何以存在

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侧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揭示了道德的物质生产实践起源、作为意识形态本质的两重性及其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侧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论证了道德的辩证统一判断标准、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及其二元功能作用。进言之,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系统论述道德问题的第一人,明确了道德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实践价值指向,构建了道德研究的基本内容体系框架和独特概念范畴,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结合的道德研究方法论。因此,尽管就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形成而言,恩格斯自谦为“第二小提琴手”,但就其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言,堪称“第一小提琴手”。     

恩格斯的有机总体观及其当代意蕴

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革命的辩证法,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他不仅将总体性辩证法保持在思维领域,而且拓展到外部世界,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等三者之间建立整体的有机联系,凸显出有机论的总体观。进而,恩格斯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辩证法统一起来阐发了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在历史逻辑和劳动辩证法下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之统一问题的讨论;解决了自然科学、历史科学与理论科学以及各门实证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倡导大科学观的科学统一论,使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技术学成为可能。面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以及现代性的种种"急难",在后疫情时代重新考察和理解恩格斯有机总体观及其相关重要论断,既有助于为自然辩证法正名,亦能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认知提供思想支撑,彰显其之于构建生态文明的当代意蕴。     

法的哲学根据

法哲学是对法的一般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研究法的一般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产生,宣告了以往一切以唯心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法哲学的结束.《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巨著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现实逻辑和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系统而完整的法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法的一般性原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具体原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深刻领会、成功运用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精神要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     

我国对恩格斯军事哲学思想研究情况的文献综述

恩格斯的军事哲学思想,是他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哲学分析和哲学思考,是他研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恩格斯作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的科学的战争观和研究、处理军事问题的方法论、批判唯心主义的战争观和对战争的科学预见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现”和“创立”不能混淆

在我们的一些理论文章中,常说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或说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也有的既说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同时又说这是他的两个伟大发现。“发现”和“创立”这两个概念是大不相同的。“发现”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认识的。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时,正是这样正确运用的。如他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374—375页)可见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是社会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而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为主导创立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马克思新世界观是新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见解";恩格斯晚年的理论研究仍然是在阐发他们"共同的见解",虽然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统一性仍然是主要的、基本的,差异是统一中的差异。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回到马克思"。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曾被用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上,三者存在着许多不同。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得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的"新"就新在它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性和历史性原则来解释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问题,从而合理地解决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真实基础。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的三重误读

基于所处时代哲学任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其理论时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鲜有对文化领域的观照。而马克思逝世后,科技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现代性危机的涌现,似乎与马克思理论的阐述都有所不同。如此种种,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文化观、社会发展理论的误读,以及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误判,出现了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过时论等论调。其中,丹尼尔·贝尔则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等大观念为基础,构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却无不映现其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错误。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观和现代性问题三个层面对贝尔的误读进行梳理和回应,可澄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人民自由”何以可能--从消极自由理论说起

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消极自由理论的重要基础;伯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落脚到制约国家权力的宪法制度设计上;德沃金和罗尔斯的自由理论返回法的形而下,试图寻找国家权力在个人自由实现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可行路径;中国传统自由观强调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以严复为代表的近现代自由话语开始触及自由的主体性、平等性等法治要素。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的自由理论及其实践表明,“人民自由”吸收借鉴经验自由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合理因素,吸取中国传统自由观优秀基因,整合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公正、自由与法治的关系,形成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同生共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序格局。     

马克思晚年存在一个"人类学转向"吗——中国特色马克思文本学的个案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晚年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的笔记,表明了他晚年时期的一个新的研究动向——放弃唯物史观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实证科学、经验科学色彩的"人类学研究"。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在其晚年笔记中并未转向所谓"人类学研究,"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原有理论和方法,从历史哲学层次,概括、借鉴人类学家的最新科学成就,系统探索唯物史观的新研究领域——国家与文明起源理论、原始社会理论。"人类学转向说"不符合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实际状况,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严重误读的产物。     

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历史语境与百年论争

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这位共同合作40年的挚友思想的权威解释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他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彰显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其中呈现的思维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思路后来遭到多种质疑,澄清这个问题,需要理解围绕晚年恩格斯展开的百年论争的实质,在历史语境中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进而在当代视域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成就巨大,今天对其发展道路认真地反思、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应当树立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做出“新史学流派”的新概括,研究它如何由“思潮”发展到“流派”,研究这一群体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群体学者的共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形成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平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研究思路,取代以往“两大干流”的认识。其次,应进一步探究新历史考证学如何继承了乾嘉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因获得进化史观等新的理论指导而成为一门近代学术;至1949年以后,又因为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推进到新的境界。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如实地总结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深刻反思其经历过的曲折;要开掘出“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一类的新课题;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应抓住“两种对立的学风”这一关键做观察、分析,既认真总结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深刻教训,又恰如其分地总结正直学者发扬优良学风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此坚定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心。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恩格斯限于"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而马克思则进一步推进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这种差异反证了马克思才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与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正确党史观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百年奋斗进程中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守正创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个历史决议确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正确党史观。     

论毛泽东法律监督思想的“群众路线”内核

毛泽东法律监督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法律监督思想中,贯穿始终的"群众路线"内核,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人民性"的继承和超越,这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监督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

马克思早年的“跨越”思想和晚年的“跨越”思想一样,指的都是“跨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不是指“跨越”政治革命和政治解放,直接实现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早年“跨越”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共同胜利论”和“发达国家带动论”。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并正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此时代的德国看作是“支配着世界市场”,并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因此认为德国能把前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带到共产主义新社会中去,因而也不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     

恩格斯晚年对基督教起源问题的分析初探

基督教的起源问题是恩格斯晚年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范式出发,在批判总结鲍威尔宗教起源论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指出,基督教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晚期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的整合,社会根源在于罗马的统治。恩格斯从思想和社会渊源上对基督教的起源问题做出全面深入的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宗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