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了研究文化融合、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和社会融合等诸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感知关系水平的,基于2010年在沪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城市融合诸因素对城市感知关系(生活满意度、认同度、未来发展意愿)的影响。发现: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农民工对上海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上海发展,但其生活满意度未必越高;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和未来留在上海发展的意愿都越高;政治融合只对未来发展意愿有影响;社会融合越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越高,对生活也越满意。研究为政府引导和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问题探论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教育呈现新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形式使处于弱势地位的随迁农民工子女产生权利贫困的社会现象。融合教育是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追求,不仅强调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吸收到现有的城市经济生活联系与教育框架中来,改变他们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即通过融合教育构建一个融合的社会。要以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为切入点,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融合教育协同机制,使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和可持续发展。     

社区工作对农民工精神贫困问题的介入

伴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活跃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大量地向城市流动，农民工的社会问题已不仅表现为物质需求上，而更多地表现在精神贫困上。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角色意识很难发生实质性改变。面对这一现状，社会工作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民工与城市之间构建一条和谐的道路，使农民工尽快摆脱精神贫困，更好地融入社会。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心理健康的成因及对策——少数民族农民工和汉族农民工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对比研究

由于民族身份的烙印和族际的差别,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自卑与不满的不良情绪、遭受排斥和孤独寂寞的不和谐人际关系、城市归属感严重欠缺。通过国家政策支持,加强民族认同宣传,组建公益性辅导机构,呼唤企事业单位给予人文关怀,少数民族农民工应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我社会心理调适能力等,培养少数民族农民工健康的心理认知,推动少数民族农民工城镇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农民工流动子女社会适应性问题初探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工举家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所面临的社会生活问题越发凸显。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容易形成各种障碍性因素,不利于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和他们的全面发展。消除这些障碍性因素,提高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性,既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原因与对策——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文化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文化生活值得关注。根据2013年浙江省宁波市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总体上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低下,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生活压力较大,用于文化经费的开支不大。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从制度建设入手,改善农民工的城市文化生活环境,促进其社会融合。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部门视角下的研究

在三部门的整体架构下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民工和市民的调查数据时三部门与农民工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包括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论文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三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政府和市场均对文化融合没有影响,仅社会对文化融合有显著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的社会互动和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有利于他们习得城市社会文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影响,政府还通过市场和社会对社会融合有间接影响.论文的重要发现是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论文结论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评估社会的政策体系,并把焦点放在过程上,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尽管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不断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国家调整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完成其身份的转变,农民工也没有实现城市适应、实现其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新的发展困境。     

城市社会文化与农民工文化权利的实现

城市社会文化对农民工文化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文化的建构单元,通过与城市社会的双向互动,使当代城市社会文化呈现出和谐性、包容性、多元性的特质。因此,要充分利用当代城市社会文化环境,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工作机制、建立农民工文化权利实践机制等途径,实现农民工的文化权利。     

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的表现特征及根源——基于宁波的实证研究

经济上的窘迫性、能力资源欠缺性、享有社会权利的不足性、社会生活的低层次性、贫困的群体性和集中性以及心理的不稳定性与承受能力的脆弱性,是宁波也是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表现的主要特征.根源主要在于正式制度的障碍和缺陷、非正式规则中软性制度的惯性与束缚以及相关实施、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城市农民工贫困问题的解决,除了从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入手,强化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的建设外,还必须在城市给农民工一个尊重和自我尊重的社会空间,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青年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及在具体的城市生活过程中所依赖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指出了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网及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特点,并分析了二者与青年农民工群体能否实现城市融入间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对合肥市4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网络构成同质化的特征依然明显.除社会环境因素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也是导致其现有社会支持网络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从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多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加以构建.     

对西安市某社区贫困居民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通过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市贫困居民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及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低保居民与非低保居民在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且在领悟家庭外社会支持和总体社会支持方面也有显著性差异;低保居民对生活和工作满意度较低(不满意58.6%,48.4%)。     

增权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研究

农民工与城市生活存在罅隙的原因在于其在城市生活交往中缺乏话语权,即合法权利的行使缺乏内生动力和外在制度保障。因此,要想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融入度,就要致力于以下几点:首先,强化农民工理性认知,激发主体意识和内生力量;其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社会交往和互动;再次,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政治话语权。     

珠三角政府工作人员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以社会距离为视角

通过在珠三角的实地调研发现:政府工作人员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较大;政府工作人员肯定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但是实际推动制定改善农民工待遇的政策意愿并不强烈,在促进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上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场.政府人员的立场与珠三角所形成的"港台中小企业--外地农民工--本地政府"地方治理结构以及路径依赖有关.珠三角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必须提上日程,应从中央政府、珠三角各城市政府及其区域协调治理机构三个层面入手推动解决,这也符合珠三角继续作为中国改革的制度建设和转型发展的试验区和先行者的角色定位和形象要求.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

作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与实践的核心概念，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引入我国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并成为我国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概念。西方学者关于社会融合概念的分析以及对社会融合行动方案的成功实践。将对我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对西方社会融合概念的由来和演变以及社会融合概念对中国的现实意义进行探析。     

“五联”机制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社区党组织是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战略重点,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针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发展,＂两新＂组织的大量涌现,农民工、非就业人群、     

城市低保的目标重构与制度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仅定位于满足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存需要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方面,使得城市低保目标出现偏差。为最大程度地发挥城市低保反贫困功能,必须矫正城市低保目标偏差,建立积极的、生存与发展并举的综合性贫困治理目标。为此,城市低保应实现满足低保对象基本生活需要、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社会效率和社会融合五项目标,而这些目标的关系可以用"房屋模型"来阐释。在新的目标定位下,城市低保在未来应重点做好保障低保对象充分享有救助权利,提高低保对象自立能力以及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融合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农村贫困脆弱性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对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巨大,疾病是影响农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自然灾害是影响农村贫困脆弱性的不可抗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村贫困脆弱性传递的纽带。社会支持网络在降低贫困脆弱性上可分为主体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外部路径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等外部主体作用结果的总和,而家庭自身的努力是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内部路径。在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建立贫困脆弱性预警机制和贫困动态监测体制,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提高贫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强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其他救助形式。贫困脆弱性高的家庭在发挥家庭自身努力的同时,可以寻求近亲和非亲属的支持等。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也应在降低农村贫困脆弱性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兴庞大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在众多方面与城市生活存在巨大分歧,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过程遇到一系列障碍。如何推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及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