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曝光的伦理学多维分析

网络曝光揭露腐败是网络时代网民行使监督权力的有效方式。从后果论、义务论、契约论、责任论和美德论等伦理学理论视角来分析网络曝光,发现网络曝光一方面表现出积极的伦理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伦理困境与问题。对网络曝光行为进行伦理"协商",达成网络反腐伦理"共识",有利于我们理性对待网络反腐,促进网络反腐的制度完善和实践拓展,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秩序。     

法治视域中“三不”反腐机制论析

法治反腐有利于推动制度反腐向纵深发展。以法治遏制腐败需要积极改革和创新反腐机制,寻求更有效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方式,建立"不敢腐"的惩治机制是法治反腐的重点,完善"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是法治反腐的关键,加强"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法治反腐的根本,从而形成结构合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反腐机制,以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腐败,使反腐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我国网络反腐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作为制度反腐的一种必要补充,网络反腐是公众利用网络新媒体及其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腐败行为者进行广泛监督和约束,实现预防、遏制、震慑腐败的一种新兴反腐方式,对于汇集民间反腐热情、集纳民间反腐意愿、发挥民间反腐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针对网络反腐现实困境,可从完善法律体系、制度体系及伦理秩序三方面着手予以破解。     

不想腐需“内外兼修”

<正>反腐反到深处,是制度、管理、监督的博弈,是文化、人文关怀的对决,是思想、道德、信念的较量。"不想腐"是治本的最高境界。领导干部做到不想腐,就是通过对领导干部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的教育,并给予必要组织关怀和物质保障,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使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严于律己,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打好反腐基础打好不敢腐、不能腐的基础。党的十八大后,从省部级贪官的落马,到网络反腐的接力,反腐既有新动作,也有新成效。开弓没有回头箭,反     

网络举报的反腐效用

正网络举报作为重要的反腐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营造廉政文化环境,在预防腐败、发现腐败、惩治腐败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助力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手段。在预防腐败方面,网络举报能确保"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发现腐败方面,网络举报能坚持     

网络反腐的机制探析与科学化思考

网络反腐发挥作用主要是借助网络平台扩大反腐威力,包括以下:第一,助力扩大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强化"不敢腐"的威慑;第二,助力扎紧制度的笼子,缩小"不能腐"的缝隙;第三,助力筑牢思想防线,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但由于相关制度、法律和道德体系建设的不健全,需要通过提高网络反腐的专业化、理性化和制度化来促进网络反腐的科学化发展。     

美国行政伦理的逻辑演进与范式拓展

行政伦理包含制度伦理与人员伦理两方面内容,它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伦理,是政治中立理论应用的逻辑结果。美国行政伦理奠基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80年代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90年代行政伦理研究进入了价值整合阶段,拓展出"体制价值"、"公民道德"、"社会平等"、"政策伦理"与"伦理教育"等取向的研究类型。行政伦理困境的根源在于缺乏一致的价值原则和道德基础,而要突破行政伦理研究困境,就应当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坚持实践的原则,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寻求有益于实现"人性价值"与"制度价值"的因素,实现"正义与善"的结合。     

善制与善德的耦合——论制度反腐与廉洁文化建设的协同

无论从学理角度,还是从现实腐败发生和治理机制,以及国内外反腐经验来看,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要健全制度体系,推进制度反腐,还要站在道德文化角度,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培育民众的廉洁信仰和全社会的廉洁氛围,以此来抵制和消解各种腐败文化的侵蚀。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只有将制度反腐与廉洁文化建设完美融合,形成"善制"与"善德"齐头并进的协同态势,才能形成不想腐的心理机制、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而有效防治腐败。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反腐“三不”机制研究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反腐"三不"机制,即高压惩戒威慑下的"不敢腐"机制、制度完善防范下的"不能腐"机制、廉洁廉能自律下的"不想腐"机制。"三不"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使敢于违纪贪腐的人付出代价,使领导干部心生戒惧,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其内在逻辑是一个从治标到标本兼治、从硬性约束到思想自觉的过程,为我们明确了反腐败的路径选择,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