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风险:社会领域腐败客观状况和主观认知的断裂

我国社会领域腐败的客观风险表现在损害的现实性、主体的连带性、规则的隐蔽性、腐败的普遍性等多个方面;而其主观风险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话语表达、媒体的话语建构、专家的话语解读以及公众对腐败的话语认知而被逐渐夸大和扭曲,脱离了腐败风险自身的客观状况。这样就形成一条断裂带,造成了腐败风险的归因难、腐败风险的演化与异化等新的社会风险后果,形成了人为风险、关系风险和文明风险共存交织的险恶风险网,加剧了社会的无序,进而为新的公共危机埋下祸根。对此,政府、媒体、专家、公众等多主体应协同合作,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策略,开创对腐败及其衍生风险的"合力共治"的良好局面,推进社会的"互构和谐"。     

科技风险民主治理的基本观念与原则

科技风险的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公众的信任危机和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治理模式是一种专家统治的治理模式,无助于化解科技风险治理的危机。促进公众参与的、以协商民主规范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模式,是化解科技风险治理危机一种新的尝试。它对风险持建构论的观点,赋予公众在风险治理中与专家同等的地位,并对科技风险治理持有一种民主治理的观念。科技风险民主治理模式坚持公众参与原则和共识原则,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及对策探析

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人文问题。从科学主义视角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存在学科惯性并且容易被利益掣肘,风险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具有局限性,科学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具有刻板性,以及评估过程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信任危机"困境;从人文主义视角看,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人性的自利性与脆弱性以及个体认知风险的差异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利益冲突"困境。为了有效克服双重困境,在评估主体层面,应重视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完善专家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评估方法层面,应以社会民意调查为基础,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在评估内容层面,应灵活运用评估指标,建立特殊化模型;在评估过程层面,应强调风险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专家与公众的认知统一。以人为本,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行科学评估,以此提高公众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可接受性。     

面向未来的风险评估模式优化

国外风险评估研究和实践已逐步形成科学技术、社会认知和意义建构等三个模式,伴随产生了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逐步将专家、公众和风险管理者纳入评估过程中。在我国,风险评估工作取得一些进展,同时也面临本土化的挑战：清单式排查带来的纵向信息报送仍存痼疾,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机制尚不完善,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和执行过程关注不够。在梳理文献和本土实践的基础上,研究认为风险评估工作应进一步走向一种整合的模式,即需要在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认知评估模式已有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针对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的分析来识别和挖掘风险信号,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的风险信号甄别也离不开长期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观察和经验对风险信号的研判,更为关键的是需要强化政府内部风险信息流转各环节的机制设计。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提升应急管理风险沟通能力

风险沟通是人们就"与风险有关的信息"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风险沟通是应急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专家与决策者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以及专家与公众之间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好的风险沟通可以实现及时准确的传递信息,有助于决策者科学决策,也有助于公众理性应对风险,而不引发恐慌或激化事态。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如何提升政府应对风险、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成为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食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规制中,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似乎尤为困难。因为多种情况之下,风险规制的依据是专家的科学知识,结果仍然会引起公众对于行政政策以及专家的不信任。对此,在行政决策中平衡科学与公众参与两种力量日益重要,即"科学"民主化的问题,既强调专家的作用,又要使之与公众交流沟通。科学民主化事实上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组织与方法效能

长久以来,科技决策一直是个专家统治的领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科学的技术复杂性而被排除在政策参与过程之外。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应直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公众参与技术评价与决策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被看作是在对现代技术风险管理过程中重新构建信任的一种方式。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特征、方法与过程进行了研究。     

农村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风险认知偏差是公众心理恐慌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公众风险认知偏差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是突发事件管控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界定农村突发事件和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分析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机理,提出相关对策如下: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信息的有效传递;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科研管理的路径选择——从管制到合同

以管制为特征的传统科研管理模式不符合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规律,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研究与一般行政任务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间性关系为合作、同盟关系而非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的管理关系。在行政任务多元化与治理方式多样化的驱动下,以"合同"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才能满足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发展目标。     

“三元主体”框架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体地位重构研究

作为公共服务购买主体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社会力量和作为公共服务受益人的广大公众构成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元主体"的框架。由于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指向,所以广大公众作为主体兴起成为"三元主体"框架兴起的关键。在此框架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改革不能停滞于解决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法律关系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展至承接主体与公众、购买主体与公众的法律关系难题。为此,要围绕构建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关系、承接主体与公众的关系以及购买主体与公众的关系这三面复杂关系,实现新形势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体地位重构。     

对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专家参与制度的再思考北大核心

目前,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专家参与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使其陷入实践困境,因而需要对该制度进行深度考察。首先要对重大行政决策中专家角色重新解读,将专家角色定位为一种兼备公众与行政的双重属性,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参与主体。此外,还需要对专家参与制度呈现的表现形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从鼓励民间咨询机构发展、保障咨询专家独立性、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及建立专家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专家公信力:“嵌入”式信任的发生和运作机制——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

当下中国的信任危机,弥漫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各个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活跃于每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内部。公众与专家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一方面,为消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公众确实需要一些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权威人士来解惑释疑;另一方面,专家公信力却在不断下滑,专家与公众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以食品安全事件作为研究信任的切入点。同时根据对信任概念、内容以及类型的具体定义,从经验和控制两个角度分析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是如何发生的,从公众对专家角色期待的角度分析专家存在的能力不足和品德缺失,从社会变革和科技发展的面向分析公众自身主体性的发展和话语权的兴起,进而得出导致公众不信任专家的各项影响因素,为重建专家公信力指明方向。     

对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专家参与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专家参与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使其陷入实践困境,因而需要对该制度进行深度考察。首先要对重大行政决策中专家角色重新解读,将专家角色定位为一种兼备公众与行政的双重属性,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参与主体。此外,还需要对专家参与制度呈现的表现形态进行类型化分析,并从鼓励民间咨询机构发展、保障咨询专家独立性、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及建立专家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科技咨询制度决策科学化的基石

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化国 家都有自己完整的科技咨询 体系，其主要的执行机构一般都称为科技咨询委员会。在这些国家中，科学技术咨询体系对政府进行科学技术规划的制订和科技计划的管理均有重要的影响。其最大特点是操作过程的公开性，这种公开性是政府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保证；好处不仅在于政府决策部门可以掌握各方面的专家意见，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并减少决策的失误，而且还在于提高公众对政府决策结果的信心。工业化国家的科技咨询体系 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以及欧盟等。都设有专门的…     

科技风险与伦理规制

科技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产生了危及人类的各种不良后果。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目的与其应用后果之间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构成了科技发展的内在矛盾。风险作为科学技术的内在属性,虽无法完全消除,但人类可以在正确价值观主导下运用各种手段把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风险降到最低。从伦理学的视域,对科技行为进行伦理规制,发挥好道德的约束与导向作用,则是防范与控制科技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