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如何提升政府应对风险、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成为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食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规制中,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似乎尤为困难。因为多种情况之下,风险规制的依据是专家的科学知识,结果仍然会引起公众对于行政政策以及专家的不信任。对此,在行政决策中平衡科学与公众参与两种力量日益重要,即"科学"民主化的问题,既强调专家的作用,又要使之与公众交流沟通。科学民主化事实上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三种模式比较—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众表达个人偏好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公众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从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框架出发,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特征,提出三种公众参与模式,即:"公众一利益集团"参与模式、"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和"公众-精英"参与模式.适合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实践的应是"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证实:"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是服务型政府彻底实现以人为本政府的重要途径,是服务型政府完成任务和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与公众融合的重要方法,是增强政府责任意识的直接方法.     

农村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风险认知偏差是公众心理恐慌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公众风险认知偏差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是突发事件管控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界定农村突发事件和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分析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机理,提出相关对策如下: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信息的有效传递;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决策者、专家与记者

也许有人认为决策者、公共卫生专家与新闻工作者是相互独立的群体。事实上,他们彼此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公共卫生专家能给决策者提供制定决策的科学依据,而这两者的观点或决策又必须通过媒体来公布于众,让公众受益。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又会将群众的呼声和其他信息反馈给决策者和专家,以便他们及时修订决策。由于长期处于"太平盛世",这三个群体平时缺乏沟通,关系逐渐疏远。不过,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给了三者共同面对危机,面对公众的机会。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西方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特点及其评价

西方国家的环境决策日益注重普通公众的参与。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机制中,公众参与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尝试。但在基本程序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三个步骤构成: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决策问题的相关知识和背景;二是通过小组讨论、沟通以及协商等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讨论该问题需要注意的各种价值、标准;三是通过工作小组的方式起草政策建议,并提请专家进行技术上的评估和咨询,并完成最终的报告。其主要特点是:注重公众参与者的代表性,公众参与介入决策的早期阶段,非专业公众与技术专家并重,公众参与过程的商议性。而局限性在于:参与成本高昂,参与和商议过程中存在着宏观与微观权力结构上的不平等,参与的代表性与商议质量之间的矛盾等。     

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公众参与行为及效果——基于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案例的研究

为了探析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中公众的参与性及其与公共部门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沟通效率,选取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为案例,以其2013年公开的134610项公众参与记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众参与的行为特征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对话效果。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大多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被动诉求,参与层次较低,虽然公共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率较高,但回应质量却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监督而无法得到保证,公众与公共部门间的对话关系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沟通功能未得充分挖掘。研究归纳了城市公共服务中公众与公共部门间的三种对话关系,并提出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推进公众与公共部门间形成"理想对话关系"的对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政务平台的建设。     

科技风险民主治理的基本观念与原则

科技风险的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公众的信任危机和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治理模式是一种专家统治的治理模式,无助于化解科技风险治理的危机。促进公众参与的、以协商民主规范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模式,是化解科技风险治理危机一种新的尝试。它对风险持建构论的观点,赋予公众在风险治理中与专家同等的地位,并对科技风险治理持有一种民主治理的观念。科技风险民主治理模式坚持公众参与原则和共识原则,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组织与方法效能

长久以来,科技决策一直是个专家统治的领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科学的技术复杂性而被排除在政策参与过程之外。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效应直接进入社会生活领域“,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公众参与技术评价方法被认为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公众参与技术评价与决策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公众参与式技术评价被看作是在对现代技术风险管理过程中重新构建信任的一种方式。对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特征、方法与过程进行了研究。     

公共工程项目社会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研究

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在公共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强制拆迁和土地征用的矛盾。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事实上是一个利益均衡、利益分配的过程,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公众参与,只有少数领导和专家在由他们的意志决定着影响公众巨大利益的分配。就公众参与在国内的一些问题和现状进行分析,最后用"设计桥"对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转基因食品发展的公众参与

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存在健康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技术专家往往无视它的潜在风险而追求自己的技术目标。专家的意见应该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要参与技术发展的决策。     

论科技风险相关社会主体间的认知差异、成因与规避

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关系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而公众与不同社会主体往往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和结果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公众与科技专家的认知差异、公众与"专家-企业"共同体的认知差异、公众与政府的认知差异。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科学技术的不同相关主体在科技风险认知中各自的不同特点和利益目标。厘清认知差异及其成因有利于构建科技风险认知差异规避机制,以促进科技战略的实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公共决策制度构建阶段公众参与问题探究

在公共决策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的进程中,公众参与的两种错误倾向——"怀疑"和"盲目放权",会造成公众参与不足或参与失控,最终导致公共决策失败的风险。为此,决策者必须明确公众参与的原则,把握好公众参与的若干个"平衡点",推进公共决策体系不断优化。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三维视角下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价值分析

对不同的主体而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具有不同的价值。首先,对公众自身而言,其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不仅可以获取相关环境信息,还可以在发表意见的同时监督环境影响评价过程,是实现其环境参与权的重要方式;其次,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机构而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有助于其与公众展开信息互动,还可以使其在向公众传达环境信息的同时及时了解公众的环境诉求,从而有助于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合理性的增强及可接受性的提升;最后,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机关而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不仅有助于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还可以增强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关系辨析

公有制、社会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生产资料个人独有的否定,三者之间是矛盾与统一的关系."公有制"概念是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而从政治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此排斥私有成分;而"社会所有制"概念则是马克思从逻辑角度否定传统私有制的未来社会发展的产物."公众所有制"是一种个人占有形式,但是却突破了个人占有资本在数量上的局限;而"社会所有制"不可能完全脱离个人所有,但是实现了对个人占有的扬弃."公众所有制"是一种具体共有形式,而"公有制"则是一种抽象共有形式.作为具体共有的"公众所有制"只是反映了作为抽象共有的"公有制"的部分特征,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公有制.     

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推行数字政府治理是过去十年间各国政府应对互联网社会变革的基本策略共识。尽管刚刚发生的"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已经用事实反映出既有数字政府治理策略的缺陷,但对其进行的严肃反思仍寥寥无几。借助梳理数字政府治理运动的核心文献,不但可以提炼出其中"技术—组织—权威"的基本策略逻辑,更重要的是得以揭示该逻辑所引发的歧义与恐慌。面对后真相时代里传统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失效,以及政治精英与公众间正义观念的尖锐对立,数字政府治理究竟能否提供公众需要并信赖的信息、能否摆脱科层制组织文化的束缚、能否建立起人格化的"关联型"权威,将成为决策者应用这一策略来应对危机过程中必须持续反思的问题。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视角下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困境及对策探析

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人文问题。从科学主义视角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存在学科惯性并且容易被利益掣肘,风险归因理论和风险界定方法具有局限性,科学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具有刻板性,以及评估过程中专家与公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信任危机"困境;从人文主义视角看,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人性的自利性与脆弱性以及个体认知风险的差异性,使得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陷入"利益冲突"困境。为了有效克服双重困境,在评估主体层面,应重视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完善专家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评估方法层面,应以社会民意调查为基础,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在评估内容层面,应灵活运用评估指标,建立特殊化模型;在评估过程层面,应强调风险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专家与公众的认知统一。以人为本,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行科学评估,以此提高公众对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可接受性。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基于杭州综合考评个案的二维审视

近年来,"公众参与"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进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杭州的综合考评正是与之相关的典型个案。通过对杭州案例中公众参与的广度及深度的考察,可以获得一些启发性的结论:一方面,此类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政治沟通,增强政府的责任与回应性,优化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改善公共服务、提升治理绩效的目的,甚至也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准备条件;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仍属于邀请性参与、行政吸纳型参与,参与进程处于政府的调控之下并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参与者的能力、参与机制、信息管制等因素都制约着公众参与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