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适用中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正式有效的法律解释是法的渊源和表现形式,在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在适用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宪法解释不仅至今未见,且缺乏具体程序规定;立法解释的数量少,权利机关也没有切实担当起解释法律的重任;司法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及权限范围不清,造成部分司法解释在事实上行使造法职能;部分行政解释与法律精神相背离,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地方解释不仅随意性大、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定,而且具有地方利益的色彩等。因此,寻找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源,提出解决的基本路径和对策,对于完善法律解释制度和增强适用中的合法与有效性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普通法法律解释的传统与特点

普通法系作为一个以法官高度能动性为特点的法系,有着与大陆法系截然不同的背景、历史渊源和认识论基础,而法律解释问题作为"法律帝国"的核心,其重要性不亚于法律渊源本身,所以我们有必要基于历史严格对其进行研究,并且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进行比较,才能从宏观上把握普通法的精神和理念甚至普通法本身,并且从中得到启示。     

法律解释的理论根源及适用情境探究

在法律方法的范围上,学界存在不同的界定。传统的法律方法,即建立在萨维尼集成的解释理论基础上的法律方法,是狭义的法律方法。而要想明确法律解释的概念,必须先谈立法的概念,而立法又涉及"法是什么"这一问题,这又与哲学和政治学对接了,这方面,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先贤对后世的三大法学派影响甚大。在掌握了各学派的对法律解释的见解分歧之后,我们立足于萨维尼的学说分析,法律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立法者的原意,得出这个所谓的"目的"包含着多层次的含义的结论。最后,我们通过思考法律推理的过程,可以得出法律解释的存在意义,起到补强大前提,使得最后的推理结果尽可能合法、合情、合理的作用。     

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取向

法官的价值取向渗透于法律解释的全过程,法律文本和法律事实的解释以及案件的判决结果都受它的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和法官的人生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法官的价值取向,成为法官价值取向的根源。我们应当全面认识价值取向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它的正面作用,尽力避免它的负面作用,使价值取向更好地为法律解释服务。     

疑难案件及其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的疑难案件实质上是社会发展引起的新问题、新纠纷,反映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疑难案件及其审判是法的生成的机制和途径,判例是法的生成点。疑难案件的法律解释是法律发现和法律论证的结合,体现出创造性和整合性的特点。     

法律解释的目的及其展开——评《法学方法论》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的目标有主观说、客观说、新主观说和折衷说。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之关于法律解释的相关论述,以对法律解释目的的折中说为切入口,进而通过对一系列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规则的设计来取得对法律真实意思的领悟。     

法律解释中创造性及其限制

法律解释具有创造性,但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法律的正式法源和非正式法源在限制着这种创造性,法律职业共同体通过法律论证限制着这种创造性,法官的情感、价值观念以及认知能力等个人因素也限制着这种创造性。     

简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

中国现存的法律解释体制将法律解释权集中于不参与司法实践的有权者手中,使得司法审判的主体——法官在处理法律解释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严重违背了法律解释是为了更有效地适用法律的目的。通过法官解释法律的现实依据、本质特征、矛盾及矛盾分析、前景四方面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进行分析,并由此确定法官解释法律的地位。     

谁在解释行政法——对行政法解释主体的思考

法律解释作为一种解释现象,存在于人类法律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不同领域的法律解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特性。谁在解释法律实际上是法律解释主体的问题。对法律解释主体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对法律解释场合的认识。对行政法的法律解释不仅存在于行政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存在于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法官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解释行政法,公务员在法官解释行政法之前的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也在解释着行政法。     

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运行及反思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系下,立法解释本应居主导地位。现实运行中,立法解释的缺位和司法解释的越位,使得二者的角色与功能严重倒置,也引发了对立法解释存废的争议以及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诟病。要调整二者在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上的偏差,可能的出路是,转变二者的定位与功能,突出司法解释的主导地位,立法解释转向对法律适用的监督,司法解释在具体与抽象解释暂时并存的进路上逐步向具体司法解释转变。     

实质解释法律:通往理想法治之路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既要反对法律教条主义，也要反对法律虚无主义。而在目前，反对教条主义地解释法律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反对法律教条主义．就必须坚持实质的法律解释观．这是通往理想法治的必由之路。     

有关"法律发现"的几点思考

"法律发现"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寻找、选择可以适用于个案的法律活动,同时也是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一种权力.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进行"法律发现"是一种客观需要.法官的"法律发现"活动不是任意的,而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探析

香港回归后,开始实行"二元制的基本法解释机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究其原因,内地和香港地区在宪政文化、法律思维模式、解释观念以及解释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甚至是冲突,探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原因,进而谋求解决冲突,使得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     

论"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

在法学的视域中,"以人为本"是与物本、神权和官本相对立的一种理念.要在法律发展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必须以人的权利为价值目标,以人的法律社会化为基础,以法律人才的培养为关键."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必须坚持三大发展原则,即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法律不确定性":内涵、渊源及启示

"法律不确定性"是指法律无法为法律纠纷提供一个正确答案.法律不确定性问题可以分解为法律渊源的不确定性、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和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自从20世纪初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者提出法律不确定性后,法律不确定性问题便成为法律理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法律不确定性要求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应当从立法转向司法.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     

论"知识解释说"在中西哲学史上之价值

"知识解释说"是在经验论、理性论、建构论之外的另一种有关知识的理论,此种理论有一个优点,就是能打通中西哲学史上的诸多壁垒,如知识与意见之隔阂、发现与发明之隔阂、理智与直觉之隔阂、科学与形上学之隔阂、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之隔阂等.这恐怕正是"知识解释说"在中西哲学史上的价值所在.     

法律样式概念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法制史的解释价值

文化意义上的法律样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相对静态和绝对动态中社会生活和法律文化在深层结构和表层映象上所形成的法制体系宏观运作和法律实践凝结成的宏观程序.在同一时域下的不同空域,在不同时域的同一空域,判例法、成文法和混合法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中国法律样式的过渡和变迁经历了一个否定与融合的过程,是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形态、地理环境、法律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华法系传统上的相对封闭成长和近代吸收变法的成果和特征.     

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两重性分析

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理论界存在着"监护关系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民事契约关系说"等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均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实际状况.事实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两重性,既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也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同时并存.     

用"和谐法律"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均提出构建与发展"和谐社会"的理念.本文论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和谐法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与作用,提出了如何用"和谐法律"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