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内部发生了阶层分化,已分化成五大社会阶层.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民政治参与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民政治参与的关联分析

农民阶层是中国政治参与中"冷漠的大多数".而没有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完整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因为经济、社会、教育等各方面原因内生、分化出不同的阶层,阶层分化对农民政治参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优化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将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纳入法制轨道,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意识教育,对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农村社区至关重要.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分析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石,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政治参与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农民的政治参与不成熟,则会对我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政府与村民博弈的非均衡性,农民政治参与动机的自利性,村民的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是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缺失的主要根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并深化基层的政权改革,加强农民的政治素养教育,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现实选择。     

民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民营企业主阶层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主阶层意识开始形成,利益追求已经由单纯的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但仍然没有走出现实困境。因此,民营企业主阶层自身要强化对本阶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自身的素质,推动本阶层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执政党和政府等部门要加强与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沟通,为其拓宽参政议政的渠道、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发展壮大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思考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庞大社会群体,缺乏组织的农民经常受到各种利益侵害.在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时期,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农民经济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是经济功能,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为农民与政府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促进政府协调农民利益,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坚持民办、公助、法治、党的领导四项原则.     

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问题探讨

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阶层,如何将农民工的劳动权利通过制度化的办法予以保障,是政府必然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应让农民工享有宪法赋予的劳动权利,树立农民工是新型产业工人的观念;积极发展面向农民工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务信息网络;改革或废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不合理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尽快完善农民工市民化的地位准入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构建以宪法为核心的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体系。     

转型期我国阶层分化政治效应分析

阶层分化现象是文明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明显。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在转型期呈现出分化加剧、分化结构不合理、阶层流动频繁、阶层矛盾加剧等特点,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双面效应。一方面,阶层分化推动了中国从身份文化向契约文化转变,通过转变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其参政的热情,有助于推动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阶层分化对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机制提出挑战,不合理的阶层结构扩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社会秩序,过于频繁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矛盾加剧引发政治不稳定。     

自治背景下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

本文以村(居)民自治为背景,以实地调查为范例,具体分析流动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征及其成因,提出扩大流动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路,以实现流动农民意愿和要求的有效表达,维护流动农民的合法政治权利。     

网络政治参与背景下的政府行政改革之道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这种新型参与方式一经出现,便对我国政府行政产生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面对新的挑战,我国政府在进行渐进变革的同时,也暴露出适应不良的问题.因此,加大政府行政改革的力度,寻求体制、机制和方式的突破,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

本文基于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检验了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均对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正向的影响;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表明,尽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但是这一差异并不是完全由城市务工经历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产生的。为此,要加快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完善以长期居住地为基准的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权制度,拓宽流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农民政治参与能力。     

当前农村居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改善

减少甚至消除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根本措施是要加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农民政治参与强烈要求同其政治表达与参与机制不完善的矛盾,农民政治参与要求的实现同其自身发展和组织程度较低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键。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措施。     

1947—1949年土改中农民政治参与的透视

如何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这是近代中国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文章分析了1947—1949年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参与状况，指出其积极型参与和消极型参与相结合的特点，并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现实启示和意义。     

中国网络化政治参与及其应对

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的参与主体、自由的参与空间、低成本的参与手段、虚拟的参与身份等各种特点。从功能上讲，它有双面效应。一方面，它能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扩大政治参与规模、提高网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工作的廉洁高效；另一方面，网络政治参与的信息不可靠，可能会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和新的社会不平等。为此，要从参与机制、参与者素质、参与文化和政府作用等方面来完善和推动中国网络化政治参与。     

论我国农民参政权——基于2009年《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现实思考

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却是政治参与的边缘群体。《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有望使农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选举权,更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应该在对其肯定的同时,更多地从我国农民参政所处的现状思考,通过对农民参政影响因素及现状分析,探寻一条适合国情的农民参政权的实现路径。     

虚拟世界中的政治参与：问题与消解

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政治参与迅速崛起，已成为备受关注的新型政治参与形式。在这种参政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数字鸿沟现象严重、非理性非规范的无序参与、政府上网工程以及网络法制建设尚不成熟等等。因此，要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完善电子政务工程，健全网络立法，以规范制约网络不良行为，从而推进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化、法治化，维护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对共青团组织的认知状况探讨——基于山西省6座城市的调查

调查表明,从政治态度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团组织的基本认识是令人满意的,但对团组织的认同状况并不乐观。产生这种“认同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利益满足的不充分,其中,“服务”与“需求”的部分错位,不同层级的团组织提供的服务存在较大的同质性,又是导致利益满足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满足主导性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差异化服务,与党政组织和社会自组织协调行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构建多种利益满足的工作机制,是团组织在提高认同度时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政治参与则是其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目前,这一特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呈现出:政治参与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政治参与态度基本处于冷漠、政治参与能力感比较弱和政治参与意愿比较强的现状。究其原因是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熏陶等诸多因素所致。当前,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关键要从他们自身意识的改变出发,最根本的就是要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     

要对农民工进行工人阶级意识教育

农民工我国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由于历史、制度等因素,使他们对自己缺乏工人阶级的意识,以及自己是工人阶级新成员的认同。为此,加强对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教育,增强农民工的阶级归属感,是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韩国1998-2001行政改革的基本经验

此次韩国行政改革在政府机构、管理制度、行政文化等相关层面施行了平衡到位相互协调的改革举措 ;改革的切入点是以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政府机构重组、开放型人事制度的推开、高级公务员年薪制的试行、责任运营制度的建立、绩效管理制度的试验 ,顾客宪章制度的引进 ,以及部分公共管理事务外部委托制的探索 ;其基本经验是 ,机构改革的效度有赖于行政系统内相关要素的全面优化 ,行政改革的效度则有赖于整体改革环境的优化 ,民间专家参与是促进政府改革的重要资源 ,政府间行政架构模式决定了地方机构改革的成效。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