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背景下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

流动农民是一个数量庞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阶层,考察流动农民阶层的政治参与状况,既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其政治参与权利日趋边缘化。如何将一个为数庞大的阶层的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意愿通过制度化的办法予以满足,是政府必然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应高度重视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为流动农民的权益保护创造平等的政治环境;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清除流动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改革现行的就业制度,促进流动农民市民化;提高流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流动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组织载体。     

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与农民政治效能感

本文基于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对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检验了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务工经历、现代性体验均对农民政治效能感起到正向的影响;现代性体验在城市流动经历和农民政治效能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表明,尽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比没有城市务工经历的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要高,但是这一差异并不是完全由城市务工经历造成的,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使用、日常学习、政治参与产生的。为此,要加快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完善以长期居住地为基准的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权制度,拓宽流动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流动农民政治参与能力。     

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动因

我国现阶段的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在改革中经济利益受到了冲击 ,积极参与到政治中来 ,以试图影响政府决策 ,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处于转型期的农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手段性的特点。经济发展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原动力。只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 ,才能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     

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比较分析

大规模的农民流动对村民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较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参与其户籍所在地村民自治活动的状况可以发现，流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程度远低于非流动农民，特别是在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显著。当前，流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成本在上升，而其意愿却在降低，这必然导致流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的减少。因此，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应充分考虑流动农民的自身特点和社会处境，为流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并提高他们对参与村民自治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     

农民政治参与——解决农民问题的有效路径

农民在政治参与中的弱势导致"政治生态"失衡,这是农民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即实现农民平等的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使之体现农民的意志和利益,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实现农民政治参与有赖于农民在参与过程中以确保农民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博弈,这需要农民个体、代表和组织的共同努力.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不足问题的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不论是在观念上、实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存在着不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应从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等各方面入手,以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实效性。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微

社会转型期,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日渐增强,政治参与活动不断增多。但是,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往往诉诸失范、无序甚至违法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的政治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因,探讨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本路径,以提高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

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就农民的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由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的对策,以期能对我国的农村政治发展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的重要尺度。本文分析考察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为什么参与政治（动力机制）、怎样参与政治（方式）以及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等问题。边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持了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有助于共产党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进一步推动了边区的民主化进程,也为边区广大农民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创造了条件。     

谈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现代政治的发展,显著表现为人民对政治的参与,这不仅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对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来说,政治上能否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村政治能否取得真正发展,要看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一、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现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全面改革是由农民在农村率先启动的。农村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在经济上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一是在政治上实行了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基层群众…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