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安排、现实状况与争议焦点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官员因问责而去职已成为常态,而与此相关的是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在制度安排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存在相应的法规政策规定,但其完善性和合理性存在缺陷。在现实中,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制度规定,但也存在违规违纪现象,存在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难以判断是否违规的环节。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对于被问责官员是否可以复出以及应该如何复出的争议。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被问责官员的合理复出需要完善并严格执行系统的制度安排,更需改革与此相关的体制机制。     

行政问责后的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这些年持续发力,体现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问责制度要想起到实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机制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官员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近几年,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事件频发,又一次"触犯众怒",这背后折射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诸多缺失,本文试分析问责官员复出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从法律、文化、监督以及民众四方面来分析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失范的原因,并试图从中国古代问责制度和西方问责制度中找寻解决途径。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应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这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论问责官员的复出：依据、乱象及机制构建

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在不到十年的历程中成绩斐然。但近年来被问责官员的种种复出“乱象”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欠缺。对复出机制的构建要从复出资格、年限、考核指标、职务安排、透明度方面作出制度设计。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也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错位、责任划分不明、责任体系弹性过大、问责程序随意性大、复出机制缺失等问题,特别是我国的行政问责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发展变迁与现实思考

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干部问责制逐步完善。但问责制的实施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问责不足与泛化并存、不良文化阻碍问责文化塑造、被问责干部复出失范等。鉴于此,应坚持问题导向,从精准问责、培育问责文化、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上着手,推动领导干部问责制更加科学、合理、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