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产业技术联盟法制环境的对策研究

产业技术联盟的发展呼唤优良法制环境的支持和配合。这不仅要求为民商事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系统、清晰的法律规则体系，而且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扶持和推动产业联盟健康成长方面的法律职责。通过制定专门规范，为政府行为设定民主约束和程序监督以及完善科技基础设施，将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作为产业技术联盟的宗旨和原则，抑制技术联盟实践可能滋生的垄断现象，为产业技术联盟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在制定高新技术发展政策时要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其服务管理职能,并建立和完善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人才开发和激励等政策支持体系,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良性发展。     

驱动创新视域下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改革研究

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制,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各地方之间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实施却差异较大,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有一套成熟的管理标准,政府无法形成高效管理,直接影响其创新驱动能力的发挥。通过分析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现状,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驱动创新为导向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改革需要构建“三合一”集中管理模式。以加强部门联动,实现行政管理资源合理有效的整合;推动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化,建立多职能部门联动工作,使政府形成从“管理”走向“服务”的职能转化;建立知识产权多元管理结构,最终形成以驱动创新为方向的、可复制的、体系化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制,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     

我国东西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研究

我国扶贫协作是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通过优化中央和东部、西部地区政府引导力量、提升市场主导力量、强化与国家战略耦合力量,构建东西扶贫协作动力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政策传导、推动"需求—生产—就业—收入—需求"良性循环市场传导,构建东西扶贫协作传导机制;通过完善投入、监督和考核等政策保障、完善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组织保障、完善人才管理、激励和流动等人才保障,构建东西扶贫协作保障机制;通过产业准入、地区退出、主体地位、协作方式和扶贫模式的调整,构建东西部扶贫协作调整机制。     

公共经济管理视角下政府推动全民公益事业发展探析

推动全民公益对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要实现全民公益,其前提是管理去行政化。现代政府在引导、规范和保障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包括:弘扬慈善文化,倡导全民公益精神;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民间慈善组织主体地位;降低管理门槛,加快慈善组织发展;制定和完善激励政策,推动全民自觉参与;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保障全民公益规范发展。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发展路径——以S省B市为例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群众基本民生需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S省B市为研究样本,经调研,其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实践中仍面临平台建设水平不高、功能不全,公共法律服务投入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部分服务供给质量不高,缺乏有效监督、评鉴机制尚待完善等一系列挑战。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相关经验,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需深化平台功能建设,提升平台服务运行能力;强化政策支持,健全常态化保障;创新法律服务供给机制,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完善评鉴机制,提升监督效能。     

我省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广东省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创意开始成为竞争力的关键性要素。创意产业成为广东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分析广东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分析我省文化创意产业应用知识产权战略的差距和具备的条件,针对我省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执法效率较低等的情况,从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及法规与政策体系、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政府治理和行业服务职能及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适合广东省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建议。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思考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努力营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应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做好“强化”、“弱化”、“转化”三篇文章。增强政府服务职能，健全服务机构，优化服务人员，发展服务系统，完善服务制度，健全考核激励导向，推进机关配套改革，努力提高行政能力．     

推进“大部制”改革应完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

大部制改革的推进涉及行政职能的整合和政府部门利益的遏制，这些构成了当前我国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难点。要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强化政治监督；健全绩效评估机制，强化预算监督；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强化法律监督：健全职能分离制衡机制，保障监督效能等方面来完善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     

WTO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适应WTO要求 ,遵循职能优先、综合服务、开放规范、信息网络和创新发展等原则 ,加强宏观调控机构 ,调整服务保障机构 ,健全行政执行机构 ,加快网上行政系统建设和完善创新发展制度。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关于《婚姻法》离婚条件的思考

我国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其中关于"离婚条件"的内容曾在全国引起争议.本文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及其立法思想提出质疑.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对婚姻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萨特的自由伦理观：从选择到责任

让—保尔·萨特是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人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把人的自由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萨特的自由概念既是本体论范畴，又是伦理学范畴。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人的自由，可以认为是解读萨特哲学自由观思想的通幽之处。     

论实行行为终了的判断与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

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不同类型中止犯的认定标准。在德国,关于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计划说、个别行为说以及全部行为说等学说。在日本,则存在主观说、修正的主观说、客观说、遮断说以及折衷说等不同见解。其中,全部行为说和折衷说较为可取。在我国,对行为是否实行终了的判断也应采折衷说,即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