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

在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与“政府”关系仍然日趋紧张,公民对政府越来越不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已经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下降的因素具有多重层面,既包括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又包括政府自身形象的恶化,同时还包括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态度产生变化等。为了改善这一现象,西方国家以“提升治理能力”为目标,推行各种政府改革方案,期望能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满意度,巩固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问题研究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信用系统的保障和支柱。一个国家的政府公信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信用的“晴雨表”，它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信用环境的优劣，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我国目前政府公信力还不容乐观，因此提升政府公信力，对社会的稳定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视阈下政府公信力探析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全世界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社会治理职能,重塑政府形象,营造政府和公众共同治理社会的和谐局面。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认为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有助于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针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现状,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构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持久的信任关系和互惠网络。     

政府购买服务问题研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转型的必要要求——有利于提高政府绩效和政府能力,也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的困境主要有:(1)政府购买在制度化、竞争性和独立性等方面还没有做到位;(2)政府购买服务的评价和监督体系不完善;(3)社会组织能力有待提高;(4)政府购买主体和承办主体对政府购买服务仍然心存疑惑。实践证明,当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达到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工作效率、降低服务成本、解决权力寻租问题的目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以提升政府回应能力为核心 构建新型政民关系

当前,我国政民关系建设面临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多重背景,也存在着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政务服务水平无法满足群众需求、政府透明度不足和公信力下降等诸多问题和挑战,政民关系亟待提升。文章认为,政府回应能力是政民关系的核心,提出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需求识别能力、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能力、建立行政问责和社会问责机制、健全政府回应能力评估体系为路径,构建平等对话、有效回应、社会监督的新型政民关系。     

优化营商环境语境下的执法公信力建设探析

执法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关键,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部分。良好的执法公信力,有助于树立政府形象,维护法律权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目前营商执法公信力建设仍然存在执法腐败、执法规范化不足、执法方式粗暴等现实问题,其背后原因主要是执法理念落后、执法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政府应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背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通过树立权利本位的执法理念,坚持依法执法准则,完善执法监督责任制度等方式,探寻提升执法公信力的合理路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县域政治稳定的认同性基础——基于重庆市三个区县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是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基础，民众对县级政府的政治认同关系到整体社会稳定。基于重庆市三个区县的实证分析发现，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对县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还有待提升。只要继续改善和提升政府工作绩效，维持县域政治稳定仍然具有相当的民众认同基础。但是，民众倾向于将社会问题归因为县级政府的“归因导向”极易将县级政府推向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为此，县级政府仍然需要提升政府公信力以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新常态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定，并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更加强烈，越来越考验着江阴各级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新常态下，江阴要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主要任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政府公信力，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述评

在当代西方,一系列的民意调查显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已经演变成一股普遍的国际趋势。造成西方政府信任危机原因涵盖多个层面,既包括政府自身的能力和操守问题,也包括社会评价标准提高、利益集团控制议程和大众传媒掀开政府黑箱等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纷纷针对公信力下降的现象出台新的政策,重建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的重要议题。     

制度能力：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变量

创新社会治理是党治国理念的升华，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创新社会治理要求社会主体多元化，推进政府和社会合作治理，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而当前对于合作治理的持久性研究还不够充分，西方学界提出的制度能力概念为政府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持久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工具，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新维度

在政府"公信力"建设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范畴的宏观背景下,构建一个全新的政府公信力建设基本框架,即政府公信力指标评估体系,主要包括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依法行政、促进民主化进程、构建社会资本四个维度.     

政府公信力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全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提升政府公信力显得尤其重要。要提升政府公信力,就要正确树立政府管理理念,完善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资信公信力等。     

公民理性、政府善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百年治理经验,也需要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以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作为基础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突破“塔西佗陷阱”:西方政府公信力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要警惕"塔西佗陷阱"对政府执政的危害,由此必须要重视政府公信力的建立与提升。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信力构建模式,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拓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重视官员伦理道德建设等途径,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威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劲动力。     

地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基于南京实践的研究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是审视地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两大重要维度,也是当前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南京的实践研究,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如政府治理绩效及能力的局限性(体现为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前瞻性不够等)、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不足、公开透明度不够、公共沟通不当等典型问题。为此,应当以政府治理的公共性、政府能力和绩效、政府体系规范化、公共沟通等方面作为着力点,大力推进地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     

关于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战略的思考

提高政府公信力不仅对于政府执政能力建设，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化政府公信力建设战略的理念基础，充分利用政府公信力建设战略的动力支持，合理构建政府公信力建设战略的制度安排，积极践行政府公信力建设战略的路径选择，进而提高政府公信力。     

论政府公信力

目前，我国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失信现象，政府对公信力的认识还很不够，滥用权力失信于民的现象不断发生，严重损坏了政府的整体形象，造成了政府公信力较大规模的流失，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显得极为迫切。当前影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主要现象和原因有五个方面，需要有针对性地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政府公信力。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公信力现状及提升对策——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政府公信力是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提高政府公信力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标准,并对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对策。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创新体系研究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体制的现状，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实现创新理论与创新体系的中国化。中国创新体系分为技术经济创新体系和制度创新体系两部分。制度创新体系为我国所特有，技术经济创新体系也由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因而有着比西方国家复杂得多的结构。基于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企业创新能力差，而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中国创新体系的现阶段建设中，政府应该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因而必须强化政府责任。在各种创新体系中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探索并不断丰富政府职能实现的组织途径，是改善政府管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