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基准定位——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规则之治”

严格法治主义下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极其有限。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仅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建构难以应对多元性、突发性和技术性社会管理的要求,由此使得行政权力由消极变为主动。伴随行政权力范围急剧扩张,作为其当然组成部分的行政裁量权亦日益泛滥、异化。做为对现实的回应,通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限缩自由裁量的空间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制定的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的行为规则,与严格法治主义上的规则之治不同,行政裁量基准是新的意义上的规则之治。     

论行政裁量的基准化

行政裁量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中,根据实际情形作出选择判断的权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和行政国家的需要,以及由于立法、司法和公务人员自身的局限性,裁量基准对行政裁量的不足而进行的有效规制,为实现行政裁量本来的目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下,我国行政裁量的规制出现了基准化的趋势.任何事物都存有两面性,裁量基准自身同样存有不足,在实践中需要其他机制的协调和配合来进一步完善,以更好达到设置裁量基准的目的.     

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研究

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源于其合宪性、合法性及和合理性。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基于行政隶属关系,裁量基准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具有内部拘束力,而这种内部的拘束力又通过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对相对人产生事实上的外部效果。对于依据裁量基准为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也应予以不同程度的审查或尊重。行政裁量基准效力位阶与法源地位如何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完善

裁量基准制度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对法定裁量权加以细化、量化,从而限缩、控制和规范裁量权行使的一种制度,其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裁量基准在地方执法实践中已经运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总体来说成效明显,但也暴露出诸如制定主体、外部效力、细化量化技术等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必须采取多种举措对该制度予以完善,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行政裁量概念探讨

行政裁量从其本源来看是法定的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中列举的不同行政权利的行政方式进行衡量比较,从而选择出一种最佳的行使方式。行政裁量的过程也就是行政主体选择的过程。行政裁量权和行政裁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对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进行选择的权力,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量权进行的选择活动,两者属于不同的行政法学范畴。     

行政裁量基准:理论、实践与出路

近几年来制定行政裁量基准风行于各级各类行政机关。裁量基准无论是作为一种行政立法的范式,还是作为一种行政执法的实践,抑或是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愈益呈现出盛况空前之势。为了规范行政裁量基准,最近,国务院法制办下发了《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及其法律效力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笔者认为,为了使该制度趋于完善,学界不可一味推波助澜,而应当冷静思考,探讨该制度的完善之道。理论界与实践部门应当携起手来,趁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之际,对是否要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性质如何等理论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对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如何制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及其有效实施等实践性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行政裁量指示的司法控制——法国经验评析

行政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司法机关的事后裁断与救济,更需要行政机关的事前防范与引导。正如行政裁量从未是"自由"裁量一样,裁量基准也不应当逾越法度,逃避司法审查。     

行政惯例如何进入行政裁量过程——对“钓鱼执法事件”的追问

"钓鱼执法事件"的发生为观察行政裁量活动对行政惯例的考量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素材.作为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高度凝练,行政惯例借助典型案例、成文规则或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适用彰显对行政裁量活动的导引,有助于遏制裁量滥用现象的发生.实践观察同样显示,个案裁量过度依赖行政惯例也会产生裁量怠惰、架空法律及助长专横等消极影响.为了实现行政惯例对个案裁量运作的良性指引,应当从事前发布、事中说理及事后审查三重机制的建构上进行努力.     

浅议裁量基准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近年来,裁量基准的制定开始风行于我国各级行政机关,针对这一日益生长和发展的行政法现象,不仅需要进一步对其理论进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确保其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实施。就裁量基准而言,有效实施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保障集中体现在其救济方面,换言之,裁量基准必须在行政诉讼中得到有效适用,如果在诉讼中对裁量基准不予适用,那么毫无疑问裁量基准将失去其约束行政机关的作用和意义,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必然性。要真正认清裁量基准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效力,就必须明确裁量基准的制定机关,从而确定其性质,进而再深入分析其适用效力及其适用方式。     

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行政诉讼中必须依据行政法规、参照规章以及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规章以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比较混乱,理论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导致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有适用的必要但又缺乏适用的准则。文章从辨析行政规范的名称入手,通过分析不同学说,从新的角度界定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略论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从事管理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章与制度。目前我国法学界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撰文甚缺 ,故 ,拟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的特征、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规范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略作阐释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     

论行政国下的行政价值目标

在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主题中,价值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具体个人,价值客体即是行政。本文得出行政价值目标的方法是:对行政国下行政的固有属性和个人的合理需求进行分析,在寻求二者关系一致性的过程中,自然得出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行政的价值目标有三,分别是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中国行政主导改革的条件下,行政对民主、法治和效率的追求,对于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法治和效率,有着极大的示范和助推作用。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法治行政价值

现代法治包含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相应地,法治行政也展现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拟作出不利决定时应当依据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理由;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针对行政主体所持的理由是否真正合法或正当而予以有效抗辩,从而有力促进了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的生成。     

经由行政案例指导迈向行政判例法

判例法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两大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在我国,判例法能否采行、如何采行虽依旧存在较大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设想却为判例法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行政法领域,判例法尤其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栽经典行政判例而展开学理分析,有助于夯实我国行政判例法生成的社会基础。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应明确几个范畴:在地位上,行政复议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以复议选择、司法终局原则为基本原则,以复议前置、复议终局为例外。进一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     

行政伦理对于行政效率的具体影响

行政伦理建设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和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都对行政效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使行政伦理建设不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宗旨相冲突，就必须将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对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规定中突出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的伦理因素或伦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