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务员体制的主要特色与改革

一、香港公务员体制的传统特色香港的公务员体制过去奉行英式的文官制度,其特色简要来说是:公开考试,择优录取,职务常任,论功绩定升迁,不涉党派政治.以上其实乃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传统典范.由于以往港英政府属殖民地政权,实行官僚管治,是典型的“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体制,由一群视为通才的政务官主导政府决策和施政,故在高级公务员层次不存在真正的文官政治中立.这也就是所谓“行政主导”的含意.     

港澳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体制比较研究

港澳行政主导体制的法制基础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如澳门行政长官拥有更多的权力、澳门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更不平衡、澳门司法受到行政更多的制约。在现实运作方面,香港行政主导还停留在文本层面。港澳行政主导体制都需要进行改革,因香港行政长官及其领导的政府受到的制约过多,故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应着眼于如何弱化对其的制约;而澳门行政长官及其领导的政府受到的制约不足,故采取的改革措施应着眼于如何强化对其的制约。     

三权分立抑或行政主导制——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体的特征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体特征,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行政主导和三权分立。香港特区政体既属于三权分立体制的范畴,又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三权分立、行政主导是从不同角度对香港特区政体特征的描述,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也不是割裂的关系。全面概括香港特区政体的特征,应是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行政主导制。     

政治权威理论视角下的香港行政主导体制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初设计的行政主导制没有得到落实,特区政府权威不彰,施政艰难,常常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行政主导的弱化说明了它无法自动实现,而是要靠魅力型权威去推动实现。香港回归18年来的实践说明,没有政治权威的保障,宪制权力就无法发挥作用。政治权威的实现,一方面必须保证行政长官领导下的政府自主性和超脱性;另一方面还要实现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的有机结合,即行政长官应开创宪制惯例,充当与立法会的"伟大沟通者"的角色,塑造新的社会共识以建立新政治秩序。     

行政主导下的澳门立法会与权力互动研究

澳门特区立法会是基本法规定的专门立法机关,所享有的立法自治权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同行政权、司法权形成配合与制约关系.在行政主导体制下,因立法权与行政法规制定权之间的边界不清,使立法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在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开始之前,认真总结经验,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议员组成,妥善处理权力间的互动关系,将有利于特区的政制发展和法治现代化进程.     

香港管治实践视角下的行政主导

香港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有利于特区政府依法实施有效管治,有利于维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有利于"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不变形、不走样。进一步强化行政主导,提升管治效能,对于香港抓住历史性机遇,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手”主导下的集体腐败类型、特征及治理路径——基于省市级“一把手”主导下的集体腐败案的思考

以"一把手"为主导的集体腐败多以买官卖官、官商联盟、官匪勾结、公款消费、集体谋私等为主要类型。其具有隐蔽性,涉案时间长;顽固性("保护伞"效应),查处难度大;同盟性,破坏性大;辐射性,涉案人员多等特点。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力制衡结构不科学、监督主体缺乏权威、信息公开力度不够等导致的监督失效。创新治理"一把手"主导的集体腐败机制要健全完善"一把手"权力制衡制度、树立监督者权威、加大巡视力度,实现巡视监督常态化等监督机制。     

美日同盟的强化与困境——以“联盟维系”为视角

同盟是源于其对外敌对性和对内合作性而建立的。同盟之所以建立及持续，是由于制衡威胁的需要、霸权国的领导以及提供的公共产品、维护同盟信誉的需要、制度化的成熟和共同价值观等复杂因素的综合。美日面对“共同威胁”中国的崛起而引起的东亚权力结构调整选择强化同盟关系，但美日也面对着自身无法摆脱的同盟困境，军事同盟引起的地区紧张最终也将遭致东亚国家的不满与反对。     

香港特首超然地位的宪法学述评

香港作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实行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而不是西方"三权分立"体制。根据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和其立法本意,可以推断出特首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机关之上。在当前香港政治实践中,特首的超然地位还无法完全实现,遇到了种种困难,这既有内部阻力使然,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总之,回溯到基本法并严格遵循其立法原意,维护特首的超然地位,乃保持香港稳定的关键,也是香港民主政治成熟发达的标志。     

论基层政府党政关系的结构调适与职能均衡——超越传统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路径

政治与行政二分问题始终是行政学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政治与行政二分主要是党政关系的分离与协作,需要超越传统的理论进行分析。政治与行政两者的关系是既相互制衡而又相互协同的整体,在不同的政府体制和不同的层级政府之间其关系形态结构并不相同。当前,我国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实情况是基层政府党政职能关系交叉和组织重叠,导致党政关系出现缺位、越位和价值移位等问题。基层政府治理问题首先需要矫正党政职能关系和组织结构,并实现党政关系和职能更加有效的分工与协同。     

行政监察工作法律层面的思考

行政监察作为内部行政监督的一种主要类型,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工作存在着许多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有效地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分膨胀以及腐败现象的严重滋生。这充分暴露出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工作在体制、机制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方面。因此,必须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行政监察机制和法律,建立起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制衡机制,让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权力制衡与反腐败

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过分集中,为了防止腐败,必须进行权力制衡。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良好选人用人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压缩减少权力,对权力进行横向、纵向的分割,科学分解,合理制衡;对权力的运用过程进行透明公开,建立阳光行政的权力框架;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行政体制现代化:本质、目标与路径

我国行政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行政体制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政府行政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高效化四位一体的集合性目标。行政体制现代化的本质,决定行政体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行政体制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的引擎,而行政体制的现代化的路径则是抵达行政体制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因此,深入研究行政体制现代化的性质、目标与路径,富有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拓展的逻辑与保障

政治民主给人民管理国家、维护自身权利设定了制度框架,提供了权力运行的政治基础。在政治民主的约定和规范下,只有最大限度地实行行政民主,让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渗透到行政权力行使的始终,实现对行政权力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积极参与和消极控制,才能使行政权力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是行政民主的主要制度特征。把握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演进的历史逻辑,通过理念嬗变、组织结构扁平化、权力下移、运行机制完善和电子政务的推行等手段,适时适度地推进行政制度和体制变革,加快行政民主化进程,是当代各民主国家面临的共同抉择。     

推进政治管理的专业化

随着我国加入WTO ,经济管理的专业化将会有实质性的提高。与此相适应 ,政治管理的专业化也将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并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因此 ,倡导政治管理的专业化已经不是什么理论探讨问题 ,而是一个必须实际运作起来的现实问题。政治管理专业化不仅是政治管理活动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现代社会分工和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为了迅速推进政治管理的专业化 ,可以从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加强制度和体制创新、积极打造专业政治家队伍等方面入手。     

监督与问责:新时代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动力结构

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社会转型与政治经济体制持续变革的新时代,原有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已无法有效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是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新任务、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建立起权力互相监督制衡的制度规范,加强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的动力机制,把反腐倡廉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战略布局中统筹推进,同时与强化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简政放权和权力下放的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衔接起来,才能巩固反腐倡廉的成果并为深入下去提供深沉动力。     

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制完善初探

从对我国目前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的现状的考察可知,我国亟需完善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制。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体制有其经济学、法哲学以及现实基础。完善我国消费者行政保护体制应从组织建立、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着手。     

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平衡——由《基本法》的双重属性展开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但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实现两种权力的平衡仍是亟待解决的宪法问题。《基本法》作为两种权力的集中体现,两种权力的平衡关系蕴含在《基本法》的属性之中,能否正确认识《基本法》的属性决定了能否正确把握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下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将《基本法》视为特区宪法,二是将《基本法》仅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这两种倾向均不利于正确理解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平衡,会损害"一国两制"的正确实施。要正确认识两种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必须正视《基本法》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基本法》是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这意味着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是一种"原生—派生"关系,而并非分权关系,且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范围不限于《基本法》的规定,还包括我国《宪法》中的多项规定;另一方面,《基本法》是不易于被修改的特殊授权法,其授予了特区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治权,还对中央在特区直接行使的管治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进行了约束,且为特区高度自治权的长期、稳定行使提供了保障。     

对政治与行政关系问题的思考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 ,是任何公共行政体制的核心问题。对于政府改革的实践者来说 ,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清楚地知道本国行政体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知道这些理论模式的适用范围 ,在设计、推行政府改革方案时 ,明了任何一种模式的成本和效益 ,这样才能避免走弯路 ,实现行政绩效 ,同时也能够实现完善民主政治责任的目的。在我国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主要是指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多党合作政治与多党制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治上的这个特征也决定了政治与全体领域的关系。“党政分开”的问题首先由邓小平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