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源霸权探析——基于能源地缘政治学的视角

现代能源地缘政治学认为，能源是与地缘政治争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霸权经历了崛起到衰落，再到重新走强的过程，美国的能源霸权也可分为形成、重构、发展与强化三个时期。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体系的兴衰和美国霸权的兴衰保持同步，两者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从中可以归纳出美国的能源霸权逻辑：国家权力的变迁引发能源战略的变化，能源战略通过影响国际能源体系来对国际能源体系产生影响，经过激烈的国际能源博弈，形成一定的国际能源体系，而在此国际能源体系之下，强国利用外交、军事等手段实现和维持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其国家权力。     

关系性权力与美国领导地位的兴衰北大核心CSSCI

当今时代,霸权政治已不再具有全球合法性,领导成为大国塑造世界和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方式。目前,国际关系领域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领导国如何形成的问题,缺乏对领导国权威和地位如何持续存在的关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与霸权相对应的、以领导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展开领导国如何维护其领导地位的研究。本文认为,领导国的权力基础是关系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强制性的因果性权力相对应,是指领导国的无形权力资源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并由此而形成的领导—追随关系。关系性权力是确保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决定领导国能否维护关系性权力的关键在于领导国能否通过协商解决其与追随者的分歧。通过对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期间的横向对比和美国自身在冷战前后的纵向对比,论文从正反两面展示了其与盟国面对分歧时的处理方式与互动过程。冷战期间美国依靠协商方式处理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成功地维护了关系性权力,稳固了其在西方国家的领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未能通过协商方式有效解决其与欧洲盟友的分歧,损害了美国的关系性权力,美国的领导地位由此出现衰落。为重拾美国领导地位,拜登政府强调重建与欧洲盟国的信任关系,而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也为美国恢复其关系性权力提供了契机。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中国的对策

军事和经济是美国国家战略重心东移的两个支柱。相对军事东移比较容易的条件和明显的奏效程度,经济东移要遇到更多的困难。面对经济实力相对式微、与亚太各国的貌合神离以及中国崛起后与本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与深化的局面,美国在贯彻这一国家战略时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意图运用＂巧实力＂掌控亚太地区经贸规则制定、建立其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一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以此将中国的发展导入其＂合意＂的轨道。中国应对的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经贸联系,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方法巩固经济利益,防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化挑战为机遇。     

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

在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时,可以得出3点结论。首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机制霸权、经济霸权、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军事霸权都不构成严重挑战;在美国构筑的全球霸权体系下,中国也还有相当大的崛起空间。其次,中国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形成结构性的挑战。最后,从思维框架上说,我们既不能丢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也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现在,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相互对抗的危害性,因此中美关系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并逐渐建立起更为稳定的战略框架。     

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调整评析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对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做出调整,主要包括重视国际制度、修复联盟体系、重新评估大国关系、重视外交手段的使用、提倡无核安全等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实力,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的安全战略调整具有内在矛盾性,如在加强对话的同时强化美国价值观;在重视外交手段的同时为武力使用留下很大空间;在尊重国际组织的同时坚持保留美国自由行动的权力。奥巴马政府的新安全战略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可以利用美国重估大国关系的机会发展更为友善的中美关系。但从现实中来看,由于美国始终坚持全球霸权战略,特别是美国重返亚太所带来的安全效应仍未完全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战略的国际与国家因素

美国对华战略存在接触、遏制、融合、选择性干预、离岸平衡等多种选择.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受到国际、国家甚至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既需要审视国际环境的深刻变革,也需要正视国家间实力的变化,同时也要注重中美两国战略互动进程所带来的相互塑造与相互融合.     

从否决权的使用看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影响力的变化

联合国安理会中常任理事国否决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对否决权的使用虽然可以维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却体现出该国不足以在这一机制内获得足够的支持。否决权的使用作为一种制度开放性条件与美国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共同构成了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影响力的因果关系。相对实力的变化使得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的影响力发生变化,而否决权的存在使得美国可以在实力相对衰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住自己的核心利益。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大体经历了从关键性的到实质性的再到关键性的影响的过程。     

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地缘政治探讨地理因素与国家间权力兴衰的关系。由于英美霸权相继主导国际体系的发展,麦金德式的、以均势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20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欧洲是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亚洲只是边缘角色。但21世纪初始,中印崛起引领亚洲崛起,这一区域的权力增长和变迁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同盟体系以麦金德的"枢纽"为核心推动"印太"战略,试图压制中国。但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东亚盟国实力地位下降,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在经历从东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中国基于共同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积极推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亚洲国家的发展战略,适应区域内国家的多重战略目标。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新视野,超越了以压制挑战者为特征的霸权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     

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

在解释国际冲突起源的众多理论中,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的不对等关注理论独辟蹊径,他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基础,认为国家间权力大小不同会导致对彼此的关注程度不同,小国倾向于过度关注大国,相反,大国对小国的关注程度较低,由此可能产生双方的错误知觉,甚至走向冲突。本文对沃马克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在不同的无政府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并不必然导致不对称关注。具体说来,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易于产生不对等关注,从而导致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论文以伊拉克战争前的美伊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朝关系以及欧盟治下的欧洲国家双边关系为例,检验了上述假设。这一理论思考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对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权力转移论者和同盟责任论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将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此举的真正意图可能更多地与亚太地区呈现出的巨大发展成就与前景有关,美国不能被孤立在这一发展外,毋宁通过重返亚洲,争取更多权益,并进而主导亚太国际格局;而遏制中国,尚待进一步观察。面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首先应该界定好自己的身份,然后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并以对中美战略互动核心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基础,审慎制定周边外交战略与政策。     

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由实力、联盟政策和混合霸权三大支柱支撑,这三大支柱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其双重性又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崛起的中国要洞悉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全面发展综合实力,积极树立正面形象,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以“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最大限度地扩展国际影响,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走与国际社会互相契合、共同发展的道路,在积极应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中全面崛起。     

特朗普政府新亚太战略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轮廓日渐清晰.特朗普政府推崇"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美国优先"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基调,新孤立主义倾向显现.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单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是特朗普的执政目标,经贸关系和国防安全是其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用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战略概念,重视印度所发挥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将继续维护亚太同盟体系,但希望盟友承担更多的自我防务义务.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支点国家,包括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而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下降.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弱化乃至摒弃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强调双边谈判.特朗普更加强调现实利益,理想主义色彩淡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是当前中美间颇为棘手的主要问题.尽管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对抗和摩擦的风险在上升,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矛盾可控.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好对美关系,采取恰当举措来应对挑战.     

美国亚太战略新动向浅析

布什总统执政以来 ,美国亚太战略出现新动向 ,主要表现为 :亚太地区在美国整体战略中地位上升 ;调整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强化与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军队进驻中亚 ;改善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调整对华关系。     

“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优先"为纲持续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收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上述特点在美国亚太政策调整中也有所体现。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从中国看亚太",以"互惠"等为原则寻求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交易主义"思维和策略,将安全承诺更多视为"商品",对同盟的价值观基础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军事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突出特点,面对朝鲜核问题等地区安全挑战,美国更趋强化战略威慑。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仍未定型,未来发展将受到国内执政状况、热点问题走向、与亚太国家互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大变革时代的国际安全关系调整——对19世纪末英德、英美力量转移的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

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权力转移必然呼唤国际关系的大调整。同时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英德、英美力量转移,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比较研究德国与美国不同地缘特征、国家特性,以及两国对战略机遇的把握,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力量转移与安全关系调整之间的逻辑线索,从而进一步认识当前的国际大变革趋势。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中美冲突是否必然——美国学者的视角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学者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冲突的讨论越来越多。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中国无此野心,也无此实力。第二,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获益而非受损。第三,美国及其构筑的西方国际秩序依然强大,中国难以打破。但是,在次级争端如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美之间引发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摩擦将进一步加深,货币战争、贸易争端、国际组织话语权的争夺等将主导中美之间的冲突性质,但这些问题很难导致两国兵戎相见。因此,多数美国学者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将继续依靠美国及其构建和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