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策评介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上台连续执政(1976——1982年曾一度下台)至今已有50多年。在这50多年中,它推行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典模式”,使瑞典成为倍受民主社会主义推崇的福利国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在一切领域实行民主,所以,研究“瑞典模式”就必须研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策。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创新与政策调整

瑞典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在瑞典长期执政，并把瑞典建成令人称羡的国家，得益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长期的执政历程中，以务实的态度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它在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不断根据国情和时代的变化，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先后提出了功能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并用于指导实践。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瑞典被建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橱窗。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关系治理实践与经验启示

劳资和谐是瑞典社会的一大鲜明特征,这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有效治理是密不可分的。以梳理瑞典劳资关系的调整历程为逻辑起点,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手段等方面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治理实践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劳资关系治理的特点和经验,并提出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平衡范式对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几点启示。     

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的演变

瑞典在当今被看作是一个"准社会主义国家",以其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享誉全世界。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社会党的成员与共产党有着说不尽的渊源,因而在我国学界对于"瑞典经验"的讨论从未停止。作为把瑞典打造成"福利国家"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于当今瑞典的社会制度及瑞典模式的形成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从历史维度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历程进行考察,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参照对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的研读,来探究其政治理念的演变以及在实际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瑞典式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

瑞典式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瑞典式社会主义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以改良与和平方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上.瑞典社会民主党诞生于1889年4月19日,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产物.早在瑞典社民党成立之初,瑞典社民党第一任主席亚尔玛·布兰亭就开始了对瑞典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布兰亭主张争取普选权,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上台执政,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领导社民党在1920年开始了首次单独执政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民主观比较——兼论不同的民主观对社会基本制度选择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的真实而广泛的人民民主;而瑞典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中国共产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民主观对两国社会基本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建设服务型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经验借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党新要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以世界眼光辩证地学习和借鉴国外执政党的执政经验。瑞典社会民主党重视廉政建设、以廉政凝聚民心,保持执政队伍的纯洁;搞好基层组织建设、夯实执政根基;重视社会公正、追求平等。执政党建设有着共同规律,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相关做法对我们党推进服务型政党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党文化建设及其启示

政党文化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瑞典社会民主党于长期执政和自身建设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政党文化:以意识形态为内容的理念文化,以组织制度为载体的制度文化,以政治活动为载体的行为文化,以及以政党形象为表现的形象文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党文化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有自己特色的政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瑞典模式”看西方阶级合作的演变

擅长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若干改良,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其执政时期形成的以＂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客观上确实有缩小贫富差距和缓和两极分化的作用,但其实质是垄断资产阶级为缓和国内矛盾、维护自身统治而被迫实行的,同时也是瑞典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瑞典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其基本制度决不能成为我国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标。     

瑞典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效性分析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国家，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瑞典的劳动就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瑞典劳动就业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瑞典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充分开发并利用了“边际化”劳动力资源，提高了劳动参与率，促进了不同部门之间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但其高昂的支出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减少了正规就业。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