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管理高等院校的边界问题研究

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整个经济的控制以高度集权的直接管理为基本特征,同样,政府对高校的控制以高度集权的直接管理为基本特征。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进度的加快,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上下级领导与服从的隶属关系转变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宏观调控关系,由直接领导管理关系转变为间接规范、引导关系,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关系转变为多元的互动和制约关系。中国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边界的基本走向是:政府实行宏观调控,高校依法自主办学。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当代地方政府策略行为模式

对公民公共品偏好的揭示是公共选择领域的一个难题,作为消费者行为主义理论专家的赫希曼所提出的"退出—意愿表达"模型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方法启发了我们可以将"政治市场"中公民的政治行为简单的划分为"退出"与"意愿表达"两类,并论证了地方政府建立均衡的"退出—意愿表达"机制能够增进公民福利。拓展公民"意愿表达"的理念一方面源于对官僚制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源于对现代民主制的探讨,这是传统政治学的重要视域,而增加公民"退出"权的思路则更多地来源于多元主义与公共选择学派的政治市场逻辑,蒂伯特模型以及上世纪80年代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对这一逻辑给予了验证,尽管也有局限,但毕竟它在有效揭示公民偏好,提高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思路,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及中国现阶段对官僚制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滞涨＂,政府信任危机严重。面对这样的情况,西方发达国家发起了批判官僚制,提倡在政府引入市场机制的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运动在行政管理改革领域中影响重大,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基于我国现行国情,我国不能完全采纳＂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相反,我们必须加强和完善现代官僚制。     

从传统学校德育到现代公民教育的历史性转型——评析强化公民教育的新理念

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归根到底离不开国民.因此,提倡由传统学校德育到现代公民教育转变的新理念,十分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借鉴西方在这方面的先进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培养我国公民的现代公民精神是学校德育工作者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基于虚拟运作的政府流程再造——虚拟组织理念的导入

当今社会新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共组织需要从传统官僚制封闭模型向开放模型转变。虚拟组织作为一种开放型组织模型,能更好地应对公共组织环境发出的每一个挑战。借鉴虚拟运作的借力思维和运作方式,运用虚拟组织理念加快政府管理创新,再造政府流程,以促进新公共管理以公民为中心等多项目标的实现。     

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及成因

群体性事件应该从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矛盾的角度进行分类。根据群体性事件的最初起因,可分为由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和由直接的公民个人或集体（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可把这两类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的、带有典型或普遍意义的事件按发生地归纳为三类：乡村群体性事件、城市群体性事件、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     

治理模式的多样性与发展序列

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西方背景,它对以政府为统治核心的传统等级制官僚模式提出了挑战,强调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种行为体的动态互动过程。治理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的治理具有典型的社会中心论色彩,形成了参与治理、协同治理、多层次治理、元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相较之下,国家治理有着不同的逻辑,它以国家为中心,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从现实逻辑来看,发展中国家应从遵循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序列。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领导性治理者:对士大夫的历史政治学研究

;历史学早已揭明秦汉之际郡县制国家治理者由文法吏转变为士大夫的事实,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角度研究这两类政治主体的品质与行动逻辑,发现秦汉之际的文法吏是典型的韦伯式官僚,士大夫则融官僚、政治家,教化者角色于一体,是“领导性治理者”,其行动逻辑完全不同于官僚;当代中国的“干部”与士大夫群体有构成上的传承性,又有更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因此,以官僚制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和当代政治是不恰当的,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应建立深入研究士大夫—干部的学术分支。     

建立廉价而高效的政府

“个人瘦则天下肥”,只限于官员的廉洁 ,是不够的 ;必须同时建立廉价而高效的政府。为此 ,要使权力与机构同时减肥 ,人员与职能精干 ,政府“瘦”而“精”,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由官僚政府转变为效率政府 ,为全民提供价廉物美的优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