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立法的理性思考

道德立法是我国现阶段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道德与法律的一致性使道德立法成为可能 ,但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异同使两者既相互适应又要相对保持距离 ;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是道德法律化的滞后性所致 ,所以要加强道德立法建设。加强道德立法并不是弱化道德自律性的作用 ,而是通过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使外在法律转化为道德主体的内在道德信念     

法律与道德——在哈特的语境下阐述

法律与道德的区分这个问题并非是哈特的创造.以<法律的概念>为蓝本叙述法律与道德分离的背景,在哈特的语境下阐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可以看到:法律与道德交叉是"形式和功能上的",而不是"内容上"的,从规则的内向角度出发,道德是不能成为评判法律效力的终极标准的,但通过研究和论证实证法学派的现点可以得出"恶法亦法"以澄清自然法学派...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体培育的途径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高素质的主体--人,才能建设高度文明、和谐的社会.因此,培育合格主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培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格的主体,既要靠先进文化建设,又要靠道德约束;既要靠法律规范,又要靠舆论引导.     

道德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从道德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利益是以道德方式调控社会的载体,利益是道德产生和演进的动力,利益是道德他律改向道德自律的中介。它既决定了道德的产生、变化与发展,就必然决定道德规范在道德主体,尤其在个体道德主体身上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过程,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需要。     

浅探传统道德文化对法律文化的实践渗透

道德是法律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及社会秩序,将一部分重要的道德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并在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理沦思想准备,又通过将道德引入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逐步构成了以伦理法为核心的道德法,形成了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的局面.     

对法官遴选中道德考察的反思

在法官遴选时,对法官候选人的考察主要包括法律专业知识、法律职业技能、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其中,对于法官候选人的道德考察存在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诸多困境,主要包括道德标准、考察主体、考察对象、考察方法等几个方面.通过对这些困境的反思,可以得出如下启示:转变过分强调法官遴选中道德考察的态度;以法定的消极考察作为无法进行积极有效的道德考察的弥补;强调法官遵选后的道德建设和道德监督.     

和谐社会的法律与道德

从价值角度看,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和共同元素;从规范功能看,法律与道德并立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治国方略看,必须坚持法制与道德相结合;从秩序层面看,道德秩序是基础,法律秩序是保障。     

依法治国必须法治德治“两手抓”

让法治阳光普照,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法律准绳;让德治清风吹拂,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道德基石,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     

关于恶法非法的思考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有关"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讨论很多。自古希腊时期的克里克勒提出法分善恶,到孟德斯鸠将"法"同"法律"严格区分,再到边沁、奥斯丁等提出法律和道德无必然联系,长达几个世纪的学术争论仍在持续。通说认为,法律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是,道德可否否定法律,违背道德的法律是否仍需遵守等问题依然没有定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差异,也决定了立法和学术讨论也有差异。     

再论侦查主体——与《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商榷

《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从侦查法主体的视角,提出了不同法律制度下侦查主体的差异问题。侦查法主体的性质,关涉到其法律关系是否适合案侦生产力的问题。法主体的权责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针对侦查组织中的侦查员群体而言的,他们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力要素;二是将侦查组织看成人的结构系统方式,则其表现的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关系。侦查法主体的局限性就在其脱离了事实的视角。法学的立足点是实证,而不是法权,但实证也是有局限性的。侦查主体应该"以人为本",以侦查员为本。     

试论德治-法治互动的现实路径

现代文明社会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德治与法治的高度协调、高度融洽的互动。在坚持法治的总体框架下坚持德治-法治互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是社会现实的诉求。当今中国,必须通过道德法律化、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抓好公民道德教育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才能实现德治-法治的良性互动。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法律都应包含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法治理念是法治活动的灵魂,它不仅决定着法治行为,而且决定着法治的实效。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将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向广度和深度的推进提供精神动力,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理论及其法治传统,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实现形式有: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德治与人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真正的德治。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以德“育”民,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官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德治国,必须重视以德育官,以增强理论功力、实践能力、人格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法治国,以德固基。     

从人性恶角度探析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兼谈对“八荣八耻”教育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们“恶”的行为的规范,只是两者沿着不同的路径:法律注重外在强制和不侵犯他人,对人性的约束力强;道德强调内省和利他,对人性的约束力弱。因而,法律与道德相通相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依其各自特点决定了法律对道德教育具有强化功能。所以,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实现,需要从法律规范的外在强制逐渐过渡到公民道德内省的自觉行为。贯彻落实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时,要把道德的教化与法律的强制结合起来,发挥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引导我国公民践行“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论警察法治

警察法治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的推进器,是保障民生和维护民权的强大后盾。警察法治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强化法律权威和推进依法行政以及推动警政建设、警务工作和谐发展的功能。警察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和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意图伦理抑或责任伦理——法治的伦理基础引论

法治的伦理基础是以意图伦理为基础与目的、以责任伦理为中介与手段的混合伦理,它来源并决定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本性。法治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形成法治伦理的无形之手。我们需要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结合,需要法治伦理的无形之手,来建设各尽其职、各尽其责、各享其利的正义的社会,即一个真正的长久的和谐社会。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法德并重，维护社会稳定

本文主要阐述道德的含义、道德的本质 ,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法治系统工程离不开道德伦理规范的支持。并对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做了探析。     

试论江泽民对法治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江泽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继承和运用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并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法治思想 ,他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阐明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分析了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途径 ,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法律的道德性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之争贯穿于整个法理学的发展,富勒认为法律是具有道德性的。哈特则认为法律与道德是相分离的,但承认存在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场争论的最终目标还是放在如何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一落脚点上。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的道德性必然会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