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协商合作：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向和选择——浙江温岭案例启示

温岭协商合作式治理实践,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有助于优化乡村治理格局,构建协商合作式模式既是乡村治理的未来趋向也是推动乡村发展的理性选择。构建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注意六大因素：明晰乡村公共生活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彼此边界;主体多元;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竞争;职能互补;参与方式力求多样;在互动中实现共识。     

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参与: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实现乡村富裕的重要举措。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主体。但当前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存在着农民主观参与意愿不强、"官本位"与"小农"思想残存、农民内生能力不足及传统科层治理缺陷等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中心的角度进行审视,构建农民、政府、乡村企业、社会组织、新乡贤等五位一体的合作方略,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良性参与模式,以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内生与外铄：村庄治理和经济发展互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以傻教授皇菊合作社为例

如何提高合作能力是农民合作社研究的元问题之一。通过对傻教授皇菊合作社的个案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了一个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市场竞争为提升的内生与外铄的理论框架。内生就是在乡村治理中锻炼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即改善村庄环境,凝聚共同目标及形成合作共识,提供公共产品激发农民共同行动能力,说服沟通提高农民解决合作矛盾的能力;外铄就是在外部资源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育农民讲信用的能力。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以及实现农民合作需要内生与外铄相结合。只有通过外铄,内生才能获得质的提升;只有通过内生,外铄才能有坚实的基础,而且只有内生但没有外部资源输入就是内卷,必须通过内生与外铄的方法共同提高农民合作能力。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与乡村秩序重构——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

农村人情异化现象突出,造成乡村秩序瓦解,亟需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揭示了政府介入人情异化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研究发现,以人情酒席名目繁杂、人情礼金上涨与办酒敛财为特征的人情异化现象严重扭曲了农民正常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乡村秩序瓦解;农民的生活需要、村庄自主修复能力缺失共同构成政府介入人情治理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政府通过输入政策规范、调动行政资源、重塑自治格局来激活村庄内生性资源以及加强地域合作,形成积极的联动治理机制,实现了人情回归与乡村秩序重构。当地人情异化的治理经验对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农民组织资源整合

在农民组织化蓬勃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关于资本下乡的研究须突破传统的资本与农业的视野限制。下乡资本通过重构村庄生活、俘获乡村精英和引入农民组织来影响农民组织化发展,造成农民社会服务性组织日益衰落、农业组织异军突起和准政权组织的功能消解,进而造成农民组织资源的结构型失衡。整合农民组织资源的路径在于利用以权力、市场与信任为机制的合作整合模式,构建农民综合组织。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审视后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不仅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的特质所在,而且分析了社会有机体的内部构成与生成逻辑,认为社会有机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以"现实的人"为能动主体,以自然界为生存前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观照乡村社会治理,要求我们整体统筹治理内容,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的内在结合;坚持以农民为本,把农民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依靠力量与受益对象;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妥善处理乡村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文章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社会资本视阈下基于“枫桥经验”推进邻避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新时代国家坚持发展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蕴含并培育丰富的社会资本,后者有利于开展理性沟通、推进集体行动、提升制度绩效,是"枫桥经验"有效运行且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分析"枫桥经验"与社会资本的内在关系,对邻避治理具有重大启示作用。邻避治理危机实质是社会资本危机,坚持与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本秩序与社会结构中培育社会资本,通过提升公共信任、促进有效沟通,引导参与合作、拓展决策网络,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     

重构社会资本:民族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待民族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治理资源,以扬弃的态度来创造性地重构民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民族乡村善治,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条件和机制

对北京市远近郊区五个农村社区村委会的调研说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经济层面主要在于集体经济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三个方面,经济的独立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必要性;意识层面则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民的生产方式、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村民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自治意识和要求,村民自治的组织体制和运作机制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前者指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后者则是以“四个民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治安学的隐性功能

目前，治安学界通常认为社会控制为治安学的本质功能，但它却存在忽视个体利益和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在研究中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为治安学开辟新的视野。治安学在关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关注宏观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充分体现治安学豆性和隐性的双重功能，就必须关注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普遍信任和避免社会资本存量的减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浅议刑事责任的本质

对刑事责任的本质进行阐述的学说,西方刑法理论界主要有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等三种学说,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刑事法律关系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说、最高层次否定价值判断与最严厉的惩罚性义务统一说、伦理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说、国家评价与个人负担说等几种。由于学者们研究的方法、角度和立场各不相同,从整体而言,这些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缺陷,刑事责任的本质应是社会危害性。     

论邓小平的理想观

邓小平不仅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邓小平的理想世界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的理想观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统一、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统一。同时,邓小平还为我们指明了理想观教育的重点和理想实现的途径。     

论正义观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以正义观内涵的非恒定性为视角

社会关系决定下的正义具有主观性、具体性和变动性等特征,它在一个社会立法、司法、执法全过程中起着根本的指导作用,并直接决定着对法律的解释和对事实的认定,决定着定罪和量刑。正视正义的动态特征,对于正确处理案件,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转型——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推动了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即村民自治的崛起。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还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根本途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前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建设入手,能够为解决农村长期以来的“集体行为困境”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

乡村集体企业既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买方市场的普遍确立,都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改制"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退出。不能将"超级村庄"作为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理解,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救助的扩展: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以北京市为例

以北京为样本,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可以概括为两条主线、三个阶段和三类主要模式。两条主线为救助-适度普惠福利服务和居家-社区福利服务,三个阶段指由自发性的帮扶救助到村两委主导再到混合化运营,三类模式包括纯居家互助服务模式、互助服务+就餐模式、互助服务+综合模式。总体而言,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应该是非营利定位的,互助服务是农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关键,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分阶段、分类型地扩展救助型福利服务和适度普惠型福利服务;由福利的国家责任向国家、社会合作(发动社会参与,进行资金和服务互助)转变;由设施建设向服务供给转变;构建农村互助共同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