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莱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和文莱自古就有友好往来的传统，从南北朝时期到明朝末年，中国和文莱的商品贸易、官方往来频繁，促进了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1991年中国和文莱建立外交关系，两国通过文化艺术活动、教育合作、文化旅游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中国和文莱的历史友好传统、当代两国政府间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日趋紧密的经贸合作以及两国独特多样的文化元素，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     

2008年以来“一国两制”前沿热点问题研究述评

＂一国两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2008年以来,学者们围绕＂一国两制＂的内涵、特点、实施、影响、意义及实践经验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诸多共识。但对＂一国两制＂的理论渊源、＂一国两制＂下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台湾模式＂等问题存在争论和分歧。回顾和梳理近年来＂一国两制＂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及其中观点,旨在对今后＂一国两制＂研究及其实施问题能有所裨益。     

非国有企业财产权变革的意识形态逻辑——当代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路径与动力

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政治解构了非国有企业财产权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政治重构了非国有企业财产权的合法性,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使非国有企业财产权强度不断地政治扩升。一元主义的企业财产权制度完成了国家集权的初步建设,一主多辅的企业财产权制度使中国政治发展由国家集权向社会分权艰难转向,而二元渐立的企业财产权制度则加速了国家集权向社会分权的现代发展。从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路径看,政治现代性成长是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双重协同驱动的结果。     

人之发展与法的规制

从技术上说,人有三个基本属性,即生死、财产和性。当代社会与初民社会在这三方面有不同侧重,在初民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是＂家庭——国家＂同构关系,在当下则是＂公司——国家＂同构关系。中国的法治、甚至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家国同构,走向公司与国家同构,至少在经济领域应该如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以人为中心,以实现人内在三大基本属性为主旨;在创设各种新的组织以及随附而来的法律规制中,必须贯穿上述理念。     

渎职犯罪中“非物质损失”问题探讨

＂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作为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之一,由于该立案标准是一种非物质损失,而这种非物质性损失没有具体的量化,实践中不易掌握和确认,无操作性。应从＂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件载体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表象来界定立案标准,并以立法或＂两高＂解释加以确认,便于执行。     

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来自何方？

中欧关系的走向最近似乎多了一些不确定性,中国向欧洲频频示好,欧洲国家却不＂买账＂,欧盟似乎在＂考验＂中国的耐心。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双方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以及欧洲人的＂中国观＂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欧盟国家内部的不团结,以及欧盟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倾向,使未来中欧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增加,中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未来的中欧关系可能更多地向中国与欧盟某些成员国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     

南海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南海问题的内涵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对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的占领和控制;围绕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问题;涉及对南海这一重要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与影响。南海问题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它使中国领土主权安全遭到破坏,使中国对被别国占领的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面临一种进不能攻、和不能取的两难局面;危及中国海上石油运输,多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多层面对中国军事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和严重影响。对此,中国应该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改为＂搁置主权、限制或冻结开发＂,准备南海战争,这是确保中国南海主权的最佳手段。     

浅议"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碳税之路——以国际碳税税制比较为视角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与会各国对＂碳减排＂态度各异,利益冲突激烈,中国主动提出承担＂到2020年碳排放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而少数发达国家鼓吹的征收＂碳税＂以促进减排的主张则引发了诸多争议。文中通过对几个代表性国家的碳税税制加以比较研究,针对中国面临的＂碳税＂挑战提出应对建议,以期对＂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碳税之路＂有所启示。     

论“一条线”外交中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国家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部分。从＂一条线＂外交的＂得与失＂看,物质利益的维护存在缺陷,精神利益方面则比较成功,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平衡有得有失,这也是这一外交战略总体理性,但却始终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启示我们今后外交政策和战略要理性维护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平衡。     

《论语》中的“为政之道”

孔子一去两千五百多年,然而他的＂为政之道＂即＂德政＂思想深远影响了历史政治的发展,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践上,＂为政以德＂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特征。孔子＂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思想是尽人皆知的。孔子＂德政＂思想重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从政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一生却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恢复＂周礼＂。他认为以道德和礼教来治理这个国家才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我们今天也把这种治国方略称为＂德政＂或者＂礼治＂。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德政＂思想对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社会管理的有序,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社会生态视域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考——兼说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韦伯的“责任伦理”

任何社会都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和维系。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涂尔干＂集体意识＂的内核。它既对人民具有精神凝聚力,同时又为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伦理性的支持。＂共同理想＂是群体认同的关键因素。因为没有民众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的国家政治认同,＂凝聚力＂就是一句空话。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强调＂责任伦理＂和实践品性,首先在遏制腐败,缩小贫富差距上有大的作为,使人民过上殷实而有尊严的生活。     

“在场”抑或“缺席”：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乡镇政权——基于赣中地区A乡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A乡的案例与逻辑分析,表明乡镇政权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基本处于＂缺席＂的状态。乡镇在农村公共服务中是否＂在场＂,则要取决于乡镇干部对自身＂职务晋升＂可能性预期的判断,不具有硬性约束。乡镇政权的＂在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效能,而且有利于加强国家与农民间的联系;乡镇政权的＂缺席＂,不仅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得不到提升,阻碍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还会加剧乡镇政权的＂悬浮＂,进而恶化基层的治理环境。上述结论还揭示了,在后税费时代,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方向演变,需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结构性变迁下方可展开。     

对2012“大选年”世界变局的几点看法

2012年是世界＂大选年＂,纵观＂大选＂的诸多国家,＂选情＂主要可分为主要大国、阿拉伯世界中＂变天＂国家的政治＂重建＂、欧元区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四类。大量国家与地区的权力交接导致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大,深刻影响世界走向,影响有关国家本身发展,影响热点地区与热点问题产生,影响大国关系。主要大国集中换届加剧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中国应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淡定、从容、自信、包容,另一方面,也要有的放矢、积极预防各类风险,稳妥应对世界新变局。     

试论我国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为分析对象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实物证据应具备＂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三个条件。判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书证、物证是否应当排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适用问题,更多的需要司法机关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动态变化,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找到进行取舍,实现多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收集书证、物证过程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如果没有违反宪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实质性的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则不宜界定为取得证据＂非法＂;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判断,应从违法收集证据的严重性和排除非法证据对国家利益损害程度来权衡,要根据具体案情,衡量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对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取得的证据,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也可以接受。     

普遍与虚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意思是说代表普遍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体一般是冒充的、虚假的。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国家无非都是统治阶级剥削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不仅是虚幻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只有在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情况下,＂普遍的＂才可能同时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仍具有虚幻共同体性质,直面此一现实,利于我党务实地追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利于更好地认识并消除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新形势下“听党指挥”面临的理论挑战及相关思考

人们一般认为,新形势下军队＂听党指挥＂遇到的最大理论挑战,是如何应对＂军队国家化＂等这些在西方主流媒体宣传中具有＂普世性＂的＂一套说辞＂。为廓清思想迷雾,去伪存真,我们对世界各国军队的隶属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大致将它们划分为五种基本的形式,即军队隶属于国王、国家、政党、不同权力主体和军队自身比较独立。通过对五种形式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五种隶属关系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不宜用＂非此即彼＂的观点来看待它们。用＂军队国家化＂来否定＂听党指挥＂,这种理论观点背后存在的企图是,通过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而否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党专政,进而把中国搞乱,＂扼杀＂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最终像苏联一样肢解中国。     

利比亚战争与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在利比亚战争中,以北约为首对利比亚内乱（或内战）的国际干涉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干涉,它体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而且与以前相比,这一干涉还呈现出许多新的模式和特点。在政治方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干预,虽说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借用＂保护责任＂或＂人道＂的幌子,则是第1973号决议的特点;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颁发的逮捕令,预示着国际社会的干涉由政治层面延至司法机构;西方国家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接二连三的＂承认＂,并单方面决定向该委员会移交利比亚国家被它们在开战后冻结的资产等,都清楚地表明：国际干涉的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变化,并对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     

地方立法中的灵魂——“地方特色”

在＂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等相关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背后,我们发现,地方立法的灵魂无疑就是＂有特色＂,只有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国家的发展路线和方针政策,通过自身的经验来弥补中央立法的不足之处,才是地方立法质量提高的一个合理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