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大赦经纬

大赦是古代帝王发明的一项治国之术，虽倍受争议，但由于其常常能取得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危机和巩固皇权的显著效果，所以盛行于中外古代帝王统治时期两千多年而不辍。到了当代，大赦或相关的特赦经现代法治、宪政的改造又以新形式赓续下来，在当代中国和外国都有建制或实行。大赦作为一项超时代、跨国域的奇特制度，之所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独特的价值与功能。现在是我们重识大赦的价值与功能的时候。     

特赦问题研究

赦免,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盛世时赦少,乱世赦多也是历史所证明的。赦多则宽暴徒、伤良民,使国家法令废弛,更有鼓励犯罪之嫌。当今社会,赦免是许多国家弥补法律僵化的重要手段,然而赦免对于法治的违背使人们对赦免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而且赦免存在滥用政治目的的可能。目前,我国关于特赦的立法并不成熟;社会的后续接受能力也有限;老百姓对特赦所产生的危机感更是难以消除。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宜进行特赦。     

我国内地与澳门地区赦免制度之比较

赦免立法的粗陋是导致内地赦免制度尴尬处境的关键所在。内地与澳门的赦免制度各有千秋，实有相互取长补短之必要。结合内地与澳门赦免制度的立法及相关实践，比较研究两地赦免在立法模式、赦免权性质和行使模式、赦免的种类和效力、赦免程序等方面的差异，有助于推动内地赦免制度的不断完善。本文正是在比较的同时就如何完善内地现代赦免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法家重刑思想浅析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表现在厚赏重罚 ,刑多赏少 ;轻罪重刑 ,以刑去刑 ;不赦不宥 ,刑人必得 ;族刑连坐四个方面。造成法家重刑思想的原因 :一、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 ;二、法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 ;三、法定法观念方面的偏差 ;从而得出法家重刑思想既有强调刑罚适用的普遍性、严肃性积极的一面 ,同时又有其过于夸大暴力强制作用 ;把法律理解为治民、防民之具 ;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极端功利主义等消极一面的结论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是古代证据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证人资格、证言的证明力、伪证的责任等方面展示了我国古代证人制度的内容,并比较了上述内容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的差异性,同时结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制度运作的情况进行论述,以使人们对我国古代证人制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古代治庸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虽然是近代的产物,但是自从有了国家后,国家管理就存在,从现代视野分析古代治庸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借鉴古代治庸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在对古代治庸理念、职责规范、治庸主体以及行政绩效考核等方面内容梳理的基础上,进而用现代理论进行分析评价,认为我国现代治庸制度应从注重法律规范的制定、加强定量考核、强调能力标准、强化外部监督、重视机构责任等方面予以完善。     

文气与文意——“文以气为主"与“文以意为主”的比较研究

“文以气为主”与“文以意为主”是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古代写作学中同时并存的两个重要命题,古人对于“文气”和“文意”的论述包含着许多丰富的内容,理清两个命题的含义、演变及其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和写作学均有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现代责任政府体系的多维构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现代责任政府的理念突破了传统责任政府观的理论模式，体现了责任制度与伦理意识的高度统一。现代责任政府不是简单的只要求政府“在其位谋其政”，它更强调政府要“用好人民的资源、用出最好的效益”。责任政府的构建要着重从伦理层面和制度层面两个方面入手，形成以伦理为精神支柱、以制度为承载实体、涵盖丰富全面的责任政府网络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中国古代诉讼中的专门管辖制度

管辖是确定有审判权的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上的分工的一项制度。所谓专门管辖，是指对特定人犯罪的案件，不由普通审判机关按照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的原则来审判，而由专门机关审判的一种管辖制度。专门管辖在中国古代诉讼中就已存在，并且具有类型多样化、内容丰富、规定完备等特点。本文拟对这一制度进行初步探讨。一中国古代专门管辖制度的类型（一）对特定身份的专门管辖虽然一些古代思想家曾经提出过“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先进思想，但中国古代诉讼并没有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各个朝代几乎都有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     

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历史考评

司法鉴定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它随着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不断更替而进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进步而完善。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传统观念基础来自于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天道”与“人道”关系的哲学思考，“天人合一”理论决定了中国古代司法鉴定传统的基本特征和历史面貌。从清朝末年开始，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开始影响中国，中国近代司法鉴定制度开始确立。随着1979年现代法制重建，我国三大诉讼法颁布施行，中国现代意义的司法鉴定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1998年国务院“三定”方案赋予司法部负责“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使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进入了改革和完善时期。     

赦免的践行

对我国特赦制度内容的理解,不应囿于曾经的特赦实践所形成的内容。我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实施特赦,是否应当实施对犯罪的赦免,如何实施赦免活动,有必要认真研究。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主”特点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法有“以刑为主”的特点。这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方式。二、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三、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结构、经济活动方式、地理环境方面的封闭性。这是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主”特点形成、持存的主要原因。     

古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

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它经历几千年辗转相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蕴藏了丰富的内涵。总结我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有助于了解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精髓,可以为健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提供一定的制度参考。     

赦免程序比较研究

法治国家应在保证现代赦免制度发挥其调节利益冲突、衡平社会关系、弥补法律不足的刑事政策机能之基础上,着力避免赦免制度的滥用。本文在介述中外赦免程序的基础上,对中外赦免程序予以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赦免程序的初步构想。     

中国古代刑法对现代刑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刑法先后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刑法逐渐在指导思想、法律渊源、制度内容、立法体例以及调控功能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鲜明特征,不仅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现代刑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艺术形象创造:寓多于一--兼及"一"与"典型"的界限

“一”,具有源远流长的形而上的艺术哲学意味。“一”中见“多”的艺术创造,既是古代艺术家对中国文化传统优势的一种发挥,也是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的智慧的实现,它比我国现代文艺理论中的“典型”说,更切入艺术创造的规律。     

“不知者无罪”还是“不知法不赦”——浅论违法性认识理论在大陆刑法学说中的演进

不知法不赦来自一句古老的罗马格言。此原则强调“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是有害的”，行为人对于法律认识的错误，并不能成为其逃避惩罚的借口。美国司法判例中的“不允许对法的不知”原则，被认为是刑事程序中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原则之一。二战以后，随着人类社会日益进步和各国刑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一古老的原则也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严格坚持不知法不免责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审判的出现，许多国家的刑法典开始对此原则进行修正。不可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可以免责，而可以避免的法律认识错误只能减责。     

论被赦免者的意愿在赦免制度中的意义——从美国判例法传统到中国实践

在关于赦免的讨论中,被赦免者的意愿常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纵观美国判例法发展史,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关于总统特赦的目的是一般福利还是仁慈","特赦的性质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等一系列争议。事实上,这些争议背后隐藏着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性原则——赦免必须能够为被赦免者带来利益,这一原则要求被赦免者的意愿必须被赋予法律意义,因为赦免是否能够带来更佳处境,被赦免者最具有发言权。这一逻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制度要求:一方面,在我国自上而下启动的特赦模式中,未经同意的赦免对于特定被赦免者而言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应赋予犯罪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近亲属或律师自下而上申请特赦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渠道和程序。总而言之,赋予被赦免者个人选择以法律意义,意味着现代赦免制度必须在政治目的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