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魔鬼与天使——以司法为例透析网络民意的法律意义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群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为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网络民意因为内涵丰富,对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网络民意作为普通民意表达最直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受到了网民极大的欢迎,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肯定.但是,不同于立法、行政等活动,司法...     

网络民意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互联网的天生草根性打破了国家对话语权的垄断,民众依托于网络这一平台将对某一事件的评价汇聚成强大的网络民意以彰显个体力量。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下,法院和法官深受网络民意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法院和法官对网络民意的尊重和敬畏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对刑事审判公正的主动追求,而并非是对网民的曲意逢迎。基于网络民意影响审判的客观现实,法院和法官必须打破封闭审判的传统思维,以＂坦然面对、谨慎回应、合理采用＂的心态与网络民意进行良性互动,并适时全面公开网络关注的热点案件,确保刑事判决经得起网民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     

社会媒体视域中的网络舆论政府治理

网络为人们表达舆情提供了一个方便而快捷的平台。许多网络舆论事件在互联网上发生、发展,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社会媒体主导的网络舆论改变了传统政府与公民对话的机制,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变化。网络舆论导致网络扰政、网络暴政问题：网络舆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形成了一定的消解。网络舆论拓展了一定范围的民意表达。实现网络舆论自由与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的平衡,网络舆论治理需要确立对话与协商新机制,辅之必要的管制与引导。     

网络空间的罪与罚——关于网络诽谤罪的思考

加大打击网络诽谤是切实保护公民名誉权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网络信息的健康发展。但操作不当则可能压制言论自由和网络反腐,不利于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不仅触及社会的敏感神经,更对顶层设计和执法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值得深入思考。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原则之考量

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述，言论自由既是指公民将其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也是指公民收集、获取、了解以及传播某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自由权是公民一项基本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宪法权利。言论自由属于自由权的范畴，作为一种政治和精神自由，它既是社会主体自我价值现实的保障又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对表达自由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理论，但是由于网络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独特性以及给信息时代带来的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原则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法律规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我国网络民意的成长、政治意蕴及政府回应

我国的网络民意已经从萌芽阶段走向快速成长阶段,此时更赋予了多方面的政治意蕴。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在现实中基本上形成了无回应、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三种类型。回应背后的政府与网民博弈是参与了政府意志、政府力量、网民意愿、网民力量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整体上看,网络民意尚未得到政府充分或适度的回应,未来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改善回应状况的关键。     

从“人肉搜索”看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肉搜索”行为在网络中的双重角色扮演体现了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现实中话语权的缺失和对网络言论自由限制的缺位是导致“人肉搜索”被滥用的深层次原因。在相对保障模式下,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规制“人肉搜索”滥用的关键在于完善合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政府有效回应的路径建构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政治参与渠道狭窄、公民话语权缺失的窘境.强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政府回应的路径建构,在社会分层整合、加快民主化进程、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公共政策合法性和消解网络无政府主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要求政府在回应理念、回应原则和功能向度等方面加强理性认知,构建系统化的回应平台,建立重大决策网络民意征集制度和网络发言人制度,强化政府回应压力机制和意识唤醒机制,培育富有建设性的网络公民,以法规范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并形成与体制内制度的无缝对接.     

网络围观的特点、问题及其完善

网络围观已经发展成为一股新兴的网络力量。因此网络围观的作用不容小觑,网络围观所引发的问题也应当重视。而抑制这些消极因素,引导网络围观对社会管理发挥正面效应,可采取的措施有：协调网络的公共空间和网络私人领域的关系;保障言论自由与禁止危害社会言论;正视网络围观民意积聚和意见表达;引导网络围观向＂绿色围观＂迈进等。     

网络舆情导控方式的选择问题研究——以网络实名制为视角

网络实名制如今成为政府导控网络舆情的手段之一,对于网络言论的规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政府在对待网络舆情的态度上应该以善治为理念,限制网络实名制的运用,对网络舆情给予更多的宽容,采取以导为主,以控为辅的原则,充分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视角下网络法治化的宪法学审视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权利,网络的产生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鉴于国情的不同,应在了解网络性质的基础上,从具体实际出发,有效地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寻找本国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网络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也是必然要求。     

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以“药家鑫案”为例

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新的民主参政方式,它打破了信息垄断,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成本,开辟了网上民主监督的新时代。网络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公开与公正,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非理性”与“情感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对网络民意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通过规范引导网络民意,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网络舆论和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湖北石首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可以从提高公民法制意识、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增加政务信息公开和建立官员问责制四个方面寻求事件的解决方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     

城市管理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从缺席到回归——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事件前后变化为例

公民参与对城市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一个从忽视民意到重视民意的转变,公民对城市管理决策的参与由缺席走向回归。以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决策为例,在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之前,广州政府在城市管理决策中基本上把公众排除在外,把政府的意志置于民意之上,公民对决策的参与是缺席的;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才开始逐步重视民意,建立起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模式,公民参与最终得以回归。不过,虽然广州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中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并且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络民意表达的效应及其限度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关注公共事件、表达民意诉求的重要渠道。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承载了人们厚重期望的网络民意表达既给社会带来了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而紧迫的课题。由于网络民意表达的效应终究要通过现实社会来呈现或落实,这就必须从网络角色的真实主体和参与者入手,反思其在网络空间的民意表达边界与限度。     

论网络言论自由权的法理价值与合理保护

当今的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言论自由的局限性,扩展了公民表达观点与传播信息的自由度,这一方面推动了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同时,也使自由权的滥用增多.面对网络环境下的各种权利冲突,如何进行权利配置、如何进行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合理保护成为当今社会的热议话题.网络言论自由权的合理限制与保护应当有一个完善制度,要正确运用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保护个人的合法权利.     

言论自由与“诽谤政府”——兼议言论自由的保护与规范

近年来，我国发生多起涉及言论自由保护问题的案件，案件当事人为普通公民和有关地方政府。事件的主要起因往往都是由于普通公民在网络上发表对地方政府不满和披露地方政府工作的帖子，被地方政府认定为“诽谤政府罪”或有损地方政府形象而遭到跨省追捕。针对这一类“诽谤政府案”，有必要从宪法和刑法角度展开分析。     

网络言论自由中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网络言论自由在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因其匿名性、即时性、个性化特征,言论的随意和放纵亦随之出现。假以网络言论自由的名义实际上违反言论自由的言论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冲击,这一方面有言论者言说的策略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网络受众自身的原因。为了网络言论自由在生活中得以真正落实,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促进网络言论自由积极作用的发挥,强化对其负面作用的规制。     

网络民意表达与地方官民沟通机制创新——对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的案例解读

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此,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网络问政平台,顺势关注和吸纳网络民意。这种官民沟通机制的建立,改变着传统的单向式决策模式,构建着“官民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并最终将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网络涉警啸聚事件之考证

在＂网络游行时代＂,草根阶层在对涉警负面事件表达态度和倾向时,往往自发地啸聚于网络街头,掀起舆论狂潮。网络舆情因此得以日渐凸显和张扬,网络成为社会舆论评判和传播的重要载体。然而,受网络技术和公众道德水平的限制和制约,网络草根啸聚游走在＂民意表达＂与＂民意裹胁＂之间,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社会压力的释放和缓解,有助于社会在动态中保持和谐与平衡;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刺激因素,极易诱发现实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