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犯 ”先防制度论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已“言”之有多了!而在“行”上如何落到实处呢？借鉴我国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从经济到文化、社会、环保等各大领域,自源头开始-流程环节-终端为止事项的”溯源防范”制度,依法实行“未犯”先防的监控,自会收到良好的制度防范效果。     

我国预防犯罪的宏观战略对策

一、完善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对预防犯靠工作的总体领导 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美国泰勒曾经说过:“过去,人是第一要素,将来则体制是第一要素。”(见上海科技出版社泰勒著《科学管理》一书第2页)预防犯罪不仅需要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在组织体制上予以保证,因为只有建立一个完备的组织管理体制,才不会使经常性的预防犯罪工作受领导人的主观态度和注意力的影响,也不会因领导人的去留而变更,真正使预防犯罪工作提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也只有使预防犯罪工作自始至终有切实的组织制度保证,才能使我国的预防犯罪工作早日步入科学化、正规化、系统化和经常化的轨道。     

“被告人认罪案件”办理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被告人认罪案件”司法程序作为一项具体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否简化审判程序，简化到何种程度，和我国的历史传统、法律文化、诉讼习惯尤其是现实案多人少的现状有密切联系。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刑事诉讼中存在简化审理而行政诉讼中却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我国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制度的构建，也应适应我国基层司法的现状，做出灵活、务实的选择。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浅论

“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兼容“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刑事诉讼审前分流程序的构建

刑事程序分流制度在世界各国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我国仍然固守着有罪必罚、严格追诉的单一的国家本位型的程序模式，未建立系统的审前分流制度，使刑事诉讼程序很难有效地预防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设置侦查阶段的微罪处分制度和起诉阶段的多重起诉替代措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分流机制，使诉讼程序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浅析“侦查分流”

侦查分流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分流。相对而言,它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应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侦查分流制度。     

“无犯王法”刍议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杵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其中“无犯王法”一语,历代注家均释为诚人勿触犯国家法律,以免刑杖加身而致外伤,千百年来,几成定     

青少年犯罪的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我国“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预防犯罪以及回归社会的刑罚目的,是针对青少年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而采取的合理措施。我国应明确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的对象条件、罪刑条件、适用程序、考察措施与考察期限等条件,构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暂缓起诉制度以及相应的救济措施。     

论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

关于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存在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具体分析说三种立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根据是基于预防犯罪目的而对中止行为予以奖励，其对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具有指导、制约作用。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未能表明其已回到合法性轨道，其危险人格并未得以良性转化，仍具有预防必要性，不值得给予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奖励。中止自动性的认定应当维持主观说的基本立场，但“能”和“欲”的判断必须受到功利价值观的制约。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其犯罪欲望或其预期的犯罪收益无法通过继续犯罪得到实现，该停止行为应视为“欲而不能”,而非“能而不欲”,不符合中止自动性特征。     

浅谈公安派出所在预防犯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的犯罪预防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群众预防、专业预防和技术预防。公安机关的预防犯罪工作是专业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公安机关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派出所以“管理、防范”为主要任务，这表明预防犯罪工作已成为公安派出所的主要工作。本文阐述了公安派出所在预防犯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公安派出所是公安机关预防犯罪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是群众预防的组织者、是技术预防的推动者。     

北京市“站巡制”勤务模式研究

北京市公安局为了解决基层警力的不足，建立了基层专业化巡逻队伍，实现“高见警率。高控制率、高震慑力”的目标，增强群众安全感，推行了“站巡制”勤务模式。“站巡制”勤务模式以减少指挥层级、警力下沉、警种整合、服务群众为主要改革内容．其突出特征是建立了24小时全天候打击、预防犯罪与服务群众为一体的新型勤务模式。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郑有荣，唐世涛在中外刑法理论上，作为“危险状态犯”，一般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某些特定犯罪的总称。根据我国刑法的不同规定和这些犯罪的构成特征，可以把其分为“方法的危险状态犯”和“对象的危险状态犯”两类。从具体条文分布看，就...     

以“德政”为中心的西周初期预防犯罪思想考察

西周初期,中国上古时代的预防犯罪思想承前启后,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较之夏商两代有了新的发展。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控制和预防民众的反抗,维护和加强王朝的统治,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集团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政主张,强调“德政”,这既是早期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创举,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预防犯罪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建构我国效率与服务并重的政府管理模式分析

我国建构效率与服务并重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点。从西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演变可见,西方政府管理模式的建立是由于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达到了其建立某种政府管理模式的要求。而我国没有达到西方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程度,所以我国政府采取的政府模式应符合我国的国情,应采取效率与服务并重的复合的政府管理模式。     

微罪立法之提倡

微罪是根据犯罪分层理论提出的区别于重罪、轻罪的犯罪类型。结合我国刑法结构与犯罪情势，将微罪界定为“可处拘役或拘役以下之刑的犯罪”较为适宜。微罪立法可限制行政权、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提升我国犯罪治理司法化程度。未来应扩充微罪立法，优化立法技术，完善处遇措施；同时注重程序从简从快，加强出罪出刑，建立犯罪封存制度，通过各方并进、协同联动，提升微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是“代替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本体论”?——对犯罪学研究中一个“原则问题”的思考

当代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有许多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极其尖锐的问题,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涉及许多不同学科的观点”之争,动辄即被上升为“能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去解释犯罪现象的性质和本质等一些原则问题”。毫无疑问,我国犯罪问题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然而,犯     

“一国”为体 “两制”为用

“一国两制”是邓公的创造,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开创了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国家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要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造福于全人类。既然是实现统一的国家制度,又要在不同地区的政体中实施,要在两岸四地,即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一齐实施,这就有了难度。众所周知,“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施,其纲领都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简单地说,叫做“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为了规避制度失范,就必须对“一国两制”正本清源。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     

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构想

中国应尽早建立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沉默权,是与国际接轨,迎合保护人权的世界潮流的需要,是解决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矛盾冲突,遏制刑讯逼供、提高审判效率的需要,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因为沉默权蕴含着程序正当、自白任意性、无罪推定等法治理念。承认沉默权,有助于人们的观念从“口供中心主义”向“证据裁判主义”转变,从片面强调惩罚犯罪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方向转变。我国应建立相对沉默权制度,法律应对沉默的内容、沉默的主体、沉默权行使的方式、沉默权行使的例外与限制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机制和鼓励供述机制。     

“去标签化”背景下附条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探

前科制度的存在及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特点,使得犯罪记录所带来的标签化效应伴随犯罪人终生,“社会排斥”功能如影随形,出现“犯罪标签泛化”“轻罪不轻”现象,与惩戒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相悖。建议从适用范围、行使方式、适用条件等方面探索建立轻罪微罪的附条件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以“去标签化”降低轻微犯罪刑事处罚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