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关于实行"三防三治"的实践与思考

联防联治、自防自治、群防群治"三防三治"是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坚持群众路线、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有效形式。实行"三防三治",必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支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工作运行体系;大力推进治安防范的社会化进程。     

兴山县警务模式初探

在改革警务模式、健全完善大治安格局的背景下，地处鄂西山区、山大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的兴山县公安局，从新世纪第一年开始，结合辖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治安环境，因地制宜，努力探索基层警务工作新模式，把有限的警力资源和群众这一无限的治安资源积累到一起，变“城镇控制、农村预防”的治安模式为“防在基层、联防联治、幅射城镇、形成网络”的治安防范新格局，逐步建立起以静态管理为依托，在城镇乡村实施动态管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根本，建立“四种警务模式”的治安防范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了“少发案”的目标。 　　一、实行民警…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典型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基于自觉的基础上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建立“四种警务模式”是实现“少发案”的关键措施

把有限的警力和群众这一无限的治安资源积累到一起,变“城镇控制,农村预防”的治安模式为“防在基层、联防联治、幅射城镇、形成网络”的治安防范新格局,建立起以静态管理为依托,在城镇乡村实施动态管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根本,建立“四种警务模式”的治安防范网络体系,是实现“少发案”的关键措施。     

试论"治国先治吏"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必须先要有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古人"治国先治吏"这一深邃的道理和进步因素同样适用于今天,同样可以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服务.一、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治国先治吏",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抓住了"吏治",就抓住了理政治国的纲.二、"治吏"必须从要害问题入手o"治吏"的核心问题是治权;"治吏"的首要问题是治思想.三、"治吏"必须要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从严"治吏",思想是前提;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及其对香港政治发展的影响

中央政府毅然行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主导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完善。“爱国者治港”为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立了指导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并制定了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配合,修订本地配套法例,并成功地进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人选举。以“爱国者治港”原则正本清源,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强了公务员队伍整肃和爱国爱港力量建设,对行政长官提出了新要求,同时引起泛民主派阵营发生分化。香港新型民主选举制度奠定了香港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制度保障,带动了香港政治体系的深刻调整,重新塑造了香港的政治文化,发展出一条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道路,实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港政治发展进入到“爱国者治港”的新阶段,展现了良政善治的前景。     

论“治末病”的涵义和“治末病”思想对外感病治疗的指导意义

说起“治未病”,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它在预防医学上的重要意义。但是,中医学的“治未病”并不仅仅限于是一种预防思想,它更是一种治疗思想,而且是从较高的理论水平上研究提高疗效、更好保护机体的卓越的治疗思想,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治未病”的涵义和“治未病”思想对外感病治疗的指导意义,作如下论述。 一、“治未病”的涵义 “治未病”一语的提出,最早见于《内经》,其后,《难经》、《金匮要略》亦有论述。     

吃一堑长一智：事后危机学习何以促进事前风险防范？——基于事故调查报告的程序化扎根分析

“吃一堑长一智”深刻诠释出危机学习与风险防范的关联意涵，但在实证层面上，事后危机学习是如何促进事前风险防范的，目前还缺乏充分的讨论。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对186份事故调查报告进行编码，构建出“增强范式意识(知防)—提升防范能力(能防)—完善防范体系(懂防)”的分析模型，并将危机学习促进风险防范的过程机制，进一步归纳为“三种机制、两种模式”。一是在危机学习的作用下，组织及其管理者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为促进风险防范打开了“机会窗口”。二是通过资源支持、技术嵌入和行为调整，实现了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维持调适了组织的规则框架。三是在理念牵引和制度优化的作用下，组织深层次的价值观和制度规范加以调整，风险防范体系得到完善，实现了组织管理的变革创新。上述三种机制经过联结组合，形成“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模式。其中，“单环学习”强调工具导向与环境的适应性，“双环学习”属于更高阶形态的探索性变革行为。从中观机制和微观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为理解危机学习促进风险防范的过程，提供了直观的分析框架和扎实的经验材料，丰富了危机学习的知识图谱。     

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及对我国高职院校办学的启示

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的以证书课程为本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包括以在职人员为主兼顾16-19岁青年的非全日制授课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以14-19岁青年为主的、全日制授课的、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相对应、与普通学术资格相衔接的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其“三明治”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核心能力培养、突出课程实用性的特色,值得我国高职院校办学实践中学习和借鉴。     

台湾地区毒品戒治与再犯之研究（节选）

反毒、禁毒的刑事政策归纳其中不外“断绝供给、减少需求”也就是“缉毒、戒毒、拒毒”等三大重点。目前 ,台湾地区参与戒毒工作的有医疗、宗教、矫正机关及观护等四大体系。《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于 1998年 5月 2 2日公告施行以来 ,“缉毒”与“拒毒”已有成效 ,使得药物、毒品滥用之情形获得控制 ,毒品犯占整体犯罪人口之比例减缓增长 ,但“戒毒”却无进展。可见戒治与计划之成效有待加以检讨 ,以达到对毒品及药物成瘾者累犯、再犯严重情形之有效控制。     

治贪倡廉四条途径浅议

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 必须认识到:一个文明社会,有赖“修、养、防、惩”以破解贪盗这个“不解之结”,这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治贪倡廉的有效途径是“修、养、防、惩。”我们如能认真实践“修、养、防、惩”四字方针,治贪倡廉定可获取显著成效;这犹如一椅籍其四脚站稳地面而     

中国刑法上的新类型危险犯

二元法律结构使中国刑法时犯罪普遍高筑实害的“刑事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对危险犯扩张的顾虑。成立危险犯也要求具有较严重程度,不是只要存在危险犯就定罪处罚,这种定量的要求即使对新型危险犯也不例外。刑法的基调应是事后问责,为事先防范而严惩危险犯,也不够妥当。因此,在中国倡导以法益侵害、实害犯为基础的危险及危险犯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合理使用刑罚权。     

试论刑法第269条2转化型抢劫罪

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属难点,由于涉及到转化前犯罪行为和转化后犯罪行为以及转化条件,因而增加了实践中把握这种类型犯罪的难度。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是先犯其他犯罪;在认定转化型抢劫罪中“当场”的含义时,应把握三个原则。文章对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社会综合治理的“三防”体系建设

社会综合治理是我国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总方针。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同时,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抓好“三防”体系建设,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关键。“三防”体系建设是综合治理防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措施体系的主要内容,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三防”即人防、物防、技防。     

安徽省“治未病”服务体系抽样调查与对策分析

目的 了解安徽省部分地区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与对策。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在部分地区开展基线调查。结果 数据显示,人们的自我健康意识较高,但中医“治未病”理念在人群中的普及率较低,接受过中医健康服务的人群比例不高。人群对健康干预的手段评价较好,但能够提供“治未病”服务的机构较少,专业的机构尚未建立,专业人才队伍缺乏。结论 今后应加强“治未病”的宣传教育,促进“治未病”服务提供机构建设,丰富“治未病”服务的技术（产品）以及提供“治未病”服务的人才支撑和政策保障。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项目进村”过程中的非均衡利益博弈及其逻辑

非均衡利益博弈是“项目进村”引发的新一轮村治困境,乡村社会对进村项目的拒斥、项目资金利用的低效率、“项目进村”对原有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其主要表征。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身份落差感是催生非均衡利益博弈的内部动力;村级治理能力不足使非均衡利益博弈失去了外在的权力束缚和制度规约;农业凋敝造成的外来资源红利不均衡分配强化了非均衡利益博弈的外部激励。但是从根本而言,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化和制度完善的问题,关键是要将“项目进村”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结合起来。     

徐渭“治心治气”论新解

“治心治气”论是徐渭对孙子“治心”与“治气”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徐渭主张“心气相得”、“儒将合一”,将帅素养须“文”“武”并举,“心”“气”共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