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行为对法益实害的发生造成了客观的、现实的法益侵害危险,因而未遂犯的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危险犯。那么,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具体性危险而否定具体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尚停留在着手之前的抽象危险阶段,至多只成立犯罪预备;同理,在因不具有法益侵害的抽象性危险而不成立抽象危险犯既遂的场合,行为处于抽象危险之前,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前置化",逸出刑法最前线。因此,危险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新过失论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完善的影响

刑修(八)对重大环境污染罪进行修改,通过实行行为前置使该罪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虽然强化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法规制,但依照我国刑法贯彻的旧过失论,没有惩处过失危险犯的空间,因此仍然存在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与环境污染犯罪化需求间的矛盾。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中通行的新过失论,强化风险社会中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过失犯提供理论支持。     

论环境犯罪的性质

环境犯罪具有多样性 ,是集危险犯、行为犯、结果犯为一体的一种特殊犯罪。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 ,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应进一步完善 ,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在立法上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但在刑法理论上,过失危险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中外刑法学界仍有分歧。就过失危险犯与传统过失理论的关系,过失危险犯与信赖原则与允许的危险理论的关系以及信赖原则与允许的危险理论适用条件,过失危险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三个角度着眼,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浅论环境犯罪危险犯及其立法完善

环境犯罪危险犯。从国外立法司法实践来看,规定环境犯罪危险犯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国内学者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目前,我国刑法严格限制了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没有明确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因而有必要在规定环境犯罪的基础上规范环境犯罪危险犯。     

我国水污染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近年来,水污染犯罪问题日益呈现,然而现行刑法对此问题的规范却极不完善。纵观国外的立法,我国刑法可采用修正案形式规定水污染犯罪的主观罪过、行为犯、危险犯和刑罚等,以弥补在这方面的缺憾。     

我国水污染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近年来,水污染犯罪问题日益呈现,然而现行刑法对此问题的规范却极不完善。纵观国外的立法,我国刑法可采用修正案形式规定水污染犯罪的主观罪过、行为犯、危险犯和刑罚等,以弥补在这方面的缺憾。     

试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既遂形态的判断标准

"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的命题并不科学,危险犯有既遂形态,也有未遂等未完成形态.通过对我国刑法学界提出的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诸多观点进行梳理并加以充分论证分析,从而选择和确立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内核及立法取向的危险犯既遂形态判断标准,是完善该理论的必经途径.     

应然与实然的博弈——环境犯罪危险犯设立之必要性问题探讨

从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颁布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我国刑法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刑法颁布的这三十年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三十年。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我国法律特别是刑法该如何来适应保护环境的需要是现今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设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现阶段设立危险犯的条件还远未成熟，暂时不应大量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     

醉酒驾驶犯罪之证明

醉酒驾驶的抽象危险犯立法设计,可以有效保护法益和减轻举证困难,但也面临"不当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的质疑。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司法实务中正确理解和适用醉酒驾驶的证明标准。醉酒固然要依血液酒精含量值来断定,但这并非是证明醉酒驾驶的唯一证据,还应借助情况证据来增强证明醉酒驾驶危险的证明力。对醉酒驾驶刑事处罚范围的限制可从抽象危险犯的证明标准入手,允许反证来排除刑事责任,并通过将醉酒驾驶危险的层次具体化来限制入罪条件和处理好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危险犯既遂后是否成立中止问题研究

学术界对于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所以成立中止具有合理性;同时,根据危险犯的特征和概念,成立的应该是危险犯的中止,而不是实害犯的中止。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给了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现状及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水资源污染严重,已对公民生命和身体健康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存在较大缺陷与困惑,可尝试通过制定司法解释、适用投放危险物质罪和颁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完善现有刑法规定,或者通过修改刑法路径寻求解决之道,具体涉及分设水资源犯罪、确立水资源犯罪的危险犯、规定水资源犯罪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提高水资源犯罪法定刑和完善附加刑设置、加大水污染犯罪渎职行为惩处力度。     

论我国刑法中危险犯的概念

危险犯的危险是指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具体危险状态;危险犯概念的界定不应考虑其犯罪形态。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了具体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     

抽象危险犯认定路径检思与谦抑认定机制重构

作为刑法理论对风险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抽象危险犯在风险刑法观之下重焕理论活力.在运用抽象危险犯立法范式前置刑法触角、周延法益保护阈界的同时也应警惕其稀释法益概念、冲击罪责原则、泛化处罚范域的品格危险.面对《刑法修正案(九)》运用抽象危险犯立法范式增设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相关犯罪,应积极建构抽象危险犯的谦抑认定机制.二元认定体系立于实质违法性立场之上,通过建构正向缩限入罪路径与危险阙如出罪路径的双轨考察机制,矫正抽象危险犯扩张范域的品格危险,避免其沦为刑法过分打击的工具.     

我国刑法应确立过失危险犯

过失危险犯最大的争议来自于理论上对过失犯和危险犯的界定,而对过失危险犯的争议在于危险状态是否是危害结果。危害结果是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危险状态不应包含在危害结果含义之内。否则,结果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容易与社会危害性概念相混淆。因此,刑法应确立过失危险犯。具体可在刑法第15条第1款后,加上“法律另有规定,依照规定。”同时在分则中就过失危险犯进行分别列举。     

犯罪构成的重塑——污染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污染环境犯罪与传统犯罪类型在犯罪构成上迥然有别,故现今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已难适应惩治污染环境犯罪的需要.对其坚持的罪过责任原则、相当因果关系说和结果犯形态作出修正,对犯罪构成进行重塑,建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严格责任制度和危险犯形态,实行证明责任转移,由被告人承担不负刑事责任的举证责任是现代刑法的理念.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郑有荣，唐世涛在中外刑法理论上，作为“危险状态犯”，一般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某些特定犯罪的总称。根据我国刑法的不同规定和这些犯罪的构成特征，可以把其分为“方法的危险状态犯”和“对象的危险状态犯”两类。从具体条文分布看，就...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状态犯

危险状态犯是指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成立要件的犯罪,而非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既遂的犯罪。危险状态是一种危害结果,即危险结果。在我国,“危险状态犯”之称谓比“危险犯”更合适。直接故意危险状态犯有其特殊之处,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刑法第116条、第117条、第118条与第119条第1款的关系是危险状态犯与实害犯的关系。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法益关联性确证

有关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定性问题,应坚持"抽象危险犯说"的观点。对抽象危险的判断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必须从实质层面来考察虚开行为与法益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关联性。基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虚开行为与法益之间存在逻辑断层的事实,在解释"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时,引入具体危险性犯与广义预备犯中法益关联性的确证规则,有效实现虚开行为危险性的聚焦收束,防止对刑罚权的过度限制或过度放纵,最终将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界定在合理范围内。     

论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犯罪中的危险状态

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犯罪中的故意犯罪作为危险犯,以危险状态的存在为必要。在危险犯概念描述中,使用危险状态较之危险和危险结果更符合该类犯罪的特性。危险状态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独立于危害行为,其对故意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犯罪的意义在于它是犯罪既遂形态的构成要件而非犯罪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