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方红军与东固革命根据地

东固建立了赣西最早的地方革命武装和第二块赤色区域。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对救援红四军做出了突出贡献。东固“秘密割据”的形式,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独立二、四团的发展,扩大和巩固了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赤色割据区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群众路线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最终胜利，各游击区很好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其重要原因。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封锁中设法建立与群众的联系，在开展革命斗争中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维护与群众的联系，获得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并经受住了严酷斗争的考验，最终赢得了游击战争的胜利，这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柏露会议历史地位的探讨

柏露会议是在国民党大军压境,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会上,毛泽东力保袁文才、王佐,提出主动出击赣南闽西的策略,得到会议同意。由于井冈山红军主力的出击,才使赣南、闽西的武装割据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才有日后中央苏区的建立。     

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三反"运动: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伟大实践

“三反”运动反映和实践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基本思想 :反腐败斗争服从于中心工作 ;必须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 ;反腐败工作要加强领导 ,充分发动群众 ,雷厉风行 ,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切实把握对运动的领导权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     

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及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贡献

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块重要的红色区域,是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湘鄂赣苏区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地区,是在秋收起义前后群众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许多革命前辈在湘鄂赣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浴血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辉篇章,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湘鄂赣苏区艰难曲折的英勇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走出了英雄的红军部队到其它苏区;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湘鄂赣苏区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红土地上,革命先辈们创造的不朽业绩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     

略论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及其现实意义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军将士们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和灵活的斗争方略，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川陕红军石刻：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文化景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能够很快地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因素是宣传工作紧紧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服务,以宣传工作推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而＂刻石宣传＂是其重要的宣传手段。至今留存在原川陕革命根据地境内的大量红军石刻标语,内容丰富,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特色突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卓越奋斗的历史见证,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见证;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特的大规模的宣传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的形式,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上的一大创新;是研究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的可靠的珍贵文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标语,革命的政治内容与书法艺术较完美地结合的特色,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景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     

毛泽东群众运动理论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取代民族资产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和组织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在开辟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理论,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检验以后,成为他后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试论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贡献

项英在中央苏区担任领导(特别是军委领导)期间做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工作,如建立军委总政治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确立"八一"建军节、参与领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苏区武装斗争的开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项英受"左"的影响,在军事领导方面出现过失误,但他仍是中央苏区时期作出较大军事贡献的重要领导人。     

略论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彭德怀多次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重要会议,参与对红军行动方向的讨论和决策,既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确立＂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正确决策,又在实践中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总前委的战略方针,同主张＂一、三军团分离＂的错误倾向和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希腊共产党评"反全球化"运动

希腊共产党认为,"反全球化"运动这一称呼本身并不是十分准确,它掩盖了其反资本主义、反帝反垄断的性质.因此,希腊共产党一方面揭示出"反全球化"运动中两条不同的斗争路线的本质,另一方面论证了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斗争的前景.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缺陷与朝鲜"核危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核裁军领域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条约,由于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核大国与无核国通过斗争妥协所得到结果,因而它在确定有核国与无核国权利义务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尤其是无核国应当获得的"不受核攻击"的安全保证在条约中未得到很好的体现,引起了无核国家的不满和质疑.目前所爆发的朝美"核危机"也从侧面说明该条约到了需要修改的时候了.     

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

1930年秋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判断形势和敌我态势,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认真做好反"围剿"的政治动员等准备工作;积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化劣势为优势;抓住反"围剿"胜利后的机遇,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共六大土地政策与毛泽东在赣西南闽西的探索

中共“六大”制定了一套土地没收分配方案，其中规定了中立富农、发展富农经济的政策。毛泽东先是根据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肯定这一方案，继而结合开辟赣西南闽西根据地的实际需要，以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富农政策的改变等，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制定出以“争取群众为第一标准”的不同于“六大”决议的土地政策，并成功地实现了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动员。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浅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红色政权建设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对红色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依据中国实际,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这一理论源于对红色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在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成果中不断丰富、发展,指导着红色政权建设的实践并不断完善。     

关于建立“严打”方针经常性工作机制的思考

遵照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的重要部署,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取得了卓越成效:刑事犯罪受到遏制,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司法保障有效改善,队伍建设明显提高,实现了社会治安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但从"严打"整治斗争运动机制上看,模式单一化、打击表面化、方法套路化等问题仍然存在。要巩固"严打"整治斗争成果,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治安变化的特点,尽快建立与之适应的"严打"方针经常性工作机制,切实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论"抗非"精神的基本特征

在同SARS病魔作斗争的过程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伟大的“抗非”精神。这一伟大精神有着深刻的内涵 ,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共产主义精神的统一 ;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白求恩精神的统一 ;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论黔东根据地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云贵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苏维埃革命亟需复兴之时,它发挥了"细而健"的战略贡献、"分到合"的建制创举、"舍与取"的行动支持等重要作用,历史地承接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北上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重大使命,并共同孕育了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