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试析项英与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建设

项英在近四年的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任职期内，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撰文进行廉政建设的宣传，而且以身作则，与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苦，更是亲自部署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对重大贪污分子进行严办，这充分显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反腐决心。他不愧为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六军团西征沿途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述略

<正>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重点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展到8万多人,本来有希望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越来越不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随着国民党军先后占领广昌、筠门、建宁等地,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     

中央苏区时期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

中央苏区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随着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和封锁政策的调整,经济封锁带来的后果日益严峻,给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经济封锁,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最终未能真正解决苏区的经济困境,这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动员及政府补偿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为了满足严酷的革命战争需要,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动员,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了减少群众的压力和损失,苏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动员补偿问题,在经济、政策、税收等方面对革命动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补偿。     

略述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宁都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县份之一,它曾经是赣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是三次反"围剿"的红军主力集结地和主战场之一和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毛泽东“三落三起”看伟人宽阔的胸襟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时期，毛泽东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三落三起”——“开除党籍”、落选前委书记、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面对人生的挫折，毛泽东以其宽阔的胸襟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化解磨难、锻炼才干、陶冶情操、砥砺意志，成就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大业。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

刘少奇从１９３２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到１９３４年随红军出发长征，在中央苏区生活和战斗了近两年的时间。他用极大的精力整顿和健全了中央苏区的工会组织，指导和发动工人群众努力生产，参军参战，组建红军工人师，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战争。他提出的国营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意见，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和借鉴价值。在同毛泽东的合作中，他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这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和日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

1930年秋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正确判断形势和敌我态势,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认真做好反"围剿"的政治动员等准备工作;积极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化劣势为优势;抓住反"围剿"胜利后的机遇,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反"围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中国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央苏区医疗条件极差,疫病流行。为了保障人民健康,医治伤病兵,提高红军战斗力,苏维埃政府通过开展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开设红军医院和地方医院、创办医护学校等一系列措施,使苏区军民提高了卫生文化素质,战斗力大为加强,形成了军民同心协力反＂围剿＂的铜墙铁壁。     

略论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中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彭德怀多次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重要会议,参与对红军行动方向的讨论和决策,既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确立＂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正确决策,又在实践中以实际行动坚决执行总前委的战略方针,同主张＂一、三军团分离＂的错误倾向和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朱德为井冈山会师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井冈山会师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桩重大事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红四军的发展以及中央苏区的开辟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朱德为会师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赣南三整＂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为实现井冈山会师创造了前提条件;二是成功发动了湘南暴动,壮大了革命队伍,为实现井冈山会师打下了现实基础;三是实现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为实现井冈山会师提供了战略战术基础。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与人民战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红军之所以确定＂诱敌深入＂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战略方针,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战略退却到根据地内腹心地域,依靠根据地内有利的人民和地理条件来改变敌强我弱的对比,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最终打败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漳州战役的胜利原因及其重要影响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取得大胜。漳州战役是赣州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决策转败为胜的胜利之役。红军入漳开创了我军攻占城市、践行人民军队宗旨的范例。漳州大捷不失为中央苏区发展巩固走向鼎盛的开局之战。     

对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再研究

对于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组织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史学界的评价历来是基本否定的,认为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体上得不偿失,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时间。但事实上东方军入闽作战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一是推动第十九路军加快了反日反蒋步伐;二是扩大了中央苏区的区域;三是获取了大量粮食、钱款和军用物资,壮大了红军队伍;四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我们党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央苏区红军西路军行动的积极意义

中央苏区红军在赣江流域分为东、西两路军后,西路军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战略方向和战略中心而形成新的战略行动,并非完全是“左”倾路线控制下的产物,由此对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积极意义。西路军以西线战场的开辟配合了东路军的胜利进军,为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准备新的反“围剿”战争创造了条件;在推进根据地发展中增强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相互联系的战略力量,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整顿河西苏区肃反扩大化中挽救和凝聚了革命力量,增强了革命队伍的信心;在具体战争实践中形成了符合革命实际的战略基点和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田事变的起因及共产国际的定性

"富田事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年代中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1930年12月中旬,在赣西南苏区发生了震惊中央苏区和全党全军的"富田事变"。此后不久,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事变,最终导致富田事变领导人被处决与红二十军的解体。长期以来,富田事变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事变为什么会定性为反革命事变?是怎样定性为反革命事变的?谁应负主要责任?随着共产国际资料的解密,历史的真实面目终要揭开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