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设立吸毒罪的设想

全面禁毒是我国对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所采取的一贯立场,现有法律已将为吸毒者提供吸毒场所的容留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非法持有毒品的目的之一是非法消费毒品,法律也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吸毒行为也规定为犯罪,就会失去法律规范内部的协调统一,也有悖于运用刑罚全面禁毒的立法精神。从反毒品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把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反毒品合作,促进国内的全面禁毒。     

关于毒品犯罪立法完善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工作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予以完善。一方面,应对相关罪名进行废、立或修改:(1)运输毒品罪应取消,对帮助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运输的行为人应以该罪的从犯论处;(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应增设为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分子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的行为方式;(3)应增设非法制造、运输制毒物品罪;(4)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之欺骗吸毒行为应归入强迫他人吸毒罪。另一方面,刑法第356条应取消,在刑法总则中增设毒品犯罪累犯。     

我国毒品问题实证研究概览

在我国毒品问题实证研究领域，郭建安、梅传强、陈小波、夏国美、韩丹等学者开展了吸毒人群调查和海洛因消费市场调研。我国毒品犯罪的实证研究热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全国及各地区的毒品犯罪实证研究，青少年和女性毒品犯罪实证研究。我国毒品问题实证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相当多的著述没有能够跳出“现象——原因——对策”三段论叙事模式，缺乏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根据国内外毒情的变化，进一步加强毒品问题的专题实证研究，并深化毒品问题的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研窍。     

毒品犯罪立法中的刑事政策分析

毒品犯罪立法主要涉及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的设置,包括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目前争论最多的是"毒品合法化"问题与吸毒行为的性质认定."毒品合法化"的观点主要是在反思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禁毒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毒品合法化"观点既不科学,也行不通.而吸毒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因为它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非犯罪化处理符合刑法谦抑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     

略论宽缓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毒品犯罪

宽缓刑事政策的确立势必导致毒品犯罪相关理论的重构,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化、轻刑化等理论在毒品犯罪认定中的适用和协调则成为深化毒品犯罪研究的基础.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毒品犯罪的现行立法和实践,坚持吸毒行为的非犯罪化具有合理性.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有关刑事法律制定后 ,对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随着毒品犯罪手段、形式多样化的发展 ,现行立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规定及惩罚不够明确 ;2、对吸毒行为没有给予刑罚处罚 ;3、未对非法提供制毒设备的行为给予处罚……。建议 :从毒品犯罪罪名、犯罪情节、财产刑、对付洗钱行为和易制毒物品种类方面 ,加强禁毒刑事立法工作。     

关于增设吸毒罪的建议

将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但有国外的立法例可供借鉴,而且具有犯罪学理论可行性,吸毒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具有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调整策略严厉打击非法毒品消费

1997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已达54万人,吸毒导致刑事犯罪率上升,且引发了卖淫、爱滋病感染、性病传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毒品犯罪问题,我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贩毒、吸毒仍屡禁不止,且越演越烈。作者认为,要解决毒品犯罪问题,除了继续加大对毒品的制、贩、运等毒品供应的打击力度外,还须正确认识毒品供应与毒品需求之间的关系,加大对非法毒品消费的打击力度,即将非法毒品消费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关于立法治理吸毒行为的思考

关于吸毒罪的设置 ,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刑法学界争议很大。国际禁毒公约没有明确将非法消费毒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笔者认为 ,泰国、德国、埃及、瑞士等国的作法值得借鉴 ,即设立吸毒罪 ,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进行处罚 ,同时也规定有戒断康复措施予以替代刑罚的执行。这样 ,既可以通过刑法表明国家对吸毒行为的否定评价 ,一定程度预防更多吸毒行为的发生 ,又可以挽救、教育吸毒人员 ,维护社会稳定。     

容留他人吸毒罪研究——以案例分析为视角

我国刑法未将吸食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对容留他人吸毒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一种处罚较轻的毒品犯罪,刑法对其犯罪构成过于简略,面对毒品对社会稳定和谐产生的严重危害性,严厉打击涉毒型犯罪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司法案例予以一一梳理,厘清构成要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借鉴。     

浅谈当前娱乐场所容留吸毒犯罪的特点及打击对策

打击娱乐场所容留吸毒犯罪是压缩吸贩毒空间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娱乐场所容留吸毒犯罪蔓延速度快、毒品种类新型化、毒品来源多样化、吸毒人员以青少年为主、容留场所具备高度组织性和反侦查能力不断提高的原因,给公安机关打击容留吸毒犯罪带来很大困难,结合深圳市近年来的实践做法,以"重典治乱"为中心思想,在不断完善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力度的同时,创新打击手段,广泛开展宣传,以解决娱乐场所容留吸毒的问题。     

毒品犯罪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刑事司法实践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中对立法意图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科学分析.为体现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实现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严重的毒品犯罪"中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中,运输毒品罪不应保留死刑.在有必要对缴获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分析的同时,为在司法实践中规定统一具体的量刑尺度,实现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裁量刑罚标准的统一和平衡,应制定我国的《毒品案件量刑指南》.     

试析毒品犯罪立法的局限与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毒品犯罪立法存在与刑法第 13条冲突 ,非法持有毒品罪构成犯罪的标准过高而法定型过低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过低 ,未将情节严重的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明知其用途或目的而非法种植、生产或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物、运输或销售与制毒有关的设备或材料的行为未规定为犯罪以及对从重处罚的毒品犯罪基数不完善等提出修改意见。     

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检视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我国在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方面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而毒品犯罪发展的新形势也对新时期毒品犯罪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吸毒行为法律定性的思考

国内近年来在吸毒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上有两种观点相峙不下,焦点是吸毒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问题,即是否将吸毒犯罪化及吸毒者应当受到什么惩罚。目前,根据《禁毒法》的规定,吸毒行为在我国不是犯罪。我们应从理性认知吸毒行为,正确定位吸毒者等方面去理解。     

我国入世后的涉外犯罪问题研究

研究我国入世后的涉外犯罪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涉外犯罪进行界定,在刑法学意义上应着眼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地两个方面。涉外犯罪主要集中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犯罪(含黑社会性质犯罪)、洗钱犯罪。涉外犯罪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刑法理论、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网络吸毒防控研究

由于现实社会对吸毒行为查控力度的增强与虚拟社会网络的普及,网络立法的滞后和网络安全监管的薄弱,网络吸毒因其成本低、隐蔽性强、查处难度大等特点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犯罪(1)活动,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其他犯罪问题,对我国现实和将来的国家安全形成了既成和潜在的威胁。"互联网+"时代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吸毒问题,应加强对吸毒人员的管控,预防潜在吸毒人员吸食毒品,建立网络吸毒的法律防控体系,加大网络监管力度。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检讨与限制

我国在立法上保留了毒品犯罪死刑规定,并且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高居所有犯罪之首。但是,从历史文化观念、法益侵犯程度、刑事政策目标三个层次均难以论证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合理性。面对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情况和传统国民观念等障碍,主张全面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是不现实的。我国毒品犯罪死刑制度的改革应走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之路,一方面废除部分毒品犯罪死刑立法规定,重点是司法上尽可能限制死刑适用的空间,为将来全面取缔死刑奠定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社会和公民实现对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认识,为毒品犯罪死刑规定的彻底废除奠定社会基础。     

吸毒驾驶相关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

吸毒后驾驶行为（简称毒驾行为）是指非医疗目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后（查获时毒品检测呈阳性）驾驶机动车的行为^[1]。当前,我国因毒驾导致的各种问题正逐渐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社会焦虑感日益增强,严重威胁着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国关于毒驾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毒驾入刑”仍在论证中,具体的处理程序、法律责任等尚不明确。本文就我国吸毒后驾驶相关的立法现状给予总结,并借鉴我国酒驾相关立法的规定,科学分析我国毒驾相关立法完善的难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