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El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     

民主党执政以来中日关系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中日关系长期存在着诸多挑战和矛盾。日本民主党执政以后，有些矛盾相对柔化，有些矛盾并无实质性改变。2010年9月的撞船事件激化了两国固有的一些矛盾，中日两国一度在政治、经济和海洋巡查领域形成激烈对峙状态，双边关系陷入新的低潮。两国关系中结构性矛盾、领土矛盾、军事矛盾、经济矛盾等挑战凸显。与挑战并存，中日两国关系面临诸多新机遇，日本“3·11”大地震既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成为中日关系转好的契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灾害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和大力支援，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由此抓住机遇，连动开启了两国关系中的一系列转机。但中日关系的矛盾毕竟十分纠结、复杂、深化，两国关系很难在短时内根本好转。     

“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

中日两国虽已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中国更强调“战略”,而日本更强调“互惠”.中国的政策基调仍然没有脱离“和平友好”,而日本的基调更倾向于“互利合作”.这种定位上的差异,正是造成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出现波折,造成人们对中日关系的预期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体现了中日两国对于“战略”的认识差异.虽然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如果脱离“和平友好”的长期目标,两国间的互信与合作也很难真正实现.中日应推进“战略互惠”,警惕“政冷经热”.     

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从侵台行径看近代日本对华军事政策

历史问题是横亘在中日之间长期难以解决的敏感话题。自明治维新后,日本侵略野心爆涨,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对中国实施了步步紧逼的军事策略,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台湾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日本觊觎良久,终于在甲午战后吞入囊中。日本侵台策略在日本对华军事政策中具有代表性,对于研究日本近代对华政策、日本亚太政策、日本战争思想有示范效应。     

日本近期调整对台政策的原因和意图

９０年代以来，日台关系逐渐升级，究其实质，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又有其历史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亲台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防止台湾在经济方面脱离日本；继续为李登辉保驾护航；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需要。日本对台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     

关于麻生内阁执政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分析

麻生内阁执政期内在中日关系上延续了友好发展态势：政治上高层互访不断、各级政府交流频繁；经济互惠关系继续发展、众多领域合作加强；社会各界联系增多、国民相互了解加深。中日关系发展良好的原因有：中日两国的重要性超出人们的想象，重视中国市场成为日本朝野各界的共识，抵御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需要中日加强合作。中日关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些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抹黑中国食品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等。尽管中日关系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友好发展是主流，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论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复交与否,而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怀抱大国之梦,与中国有着深层次的分歧。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只有强强共处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双方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两国关系始终无法深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诉求的增强,双方摩擦与冲突日益突出。总的来看,中日双边关系呈现明显的不稳定性、非对称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这既是贯穿于中日关系的固有矛盾和彼此实力消长等问题使然,也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如何从国际政治大变动的背景来准确把握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并积极思考,是中国在对日关系上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双方关系的变数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回顾

在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尽管一再出现曲折、低谷、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期,但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领导人所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为未来长远的中日关系指明了历史大方向。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脱苏入欧＂的同时并未＂脱亚入欧＂,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身旁出现了一个从战败废墟上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日本。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始于1981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迄今已举行了31届年会,成为中国学习日本发展经验和中日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从1979年到2006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等对华经济援助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利,是一项双赢的事业。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受到挑战应该说是好事,这会促使日本人平等地对待中国,但日本人也不必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被中国超过,而使它的感情文化从＂希望＂变成＂恐惧＂,日本国民应以理性态度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     

钓鱼岛问题与日本政治中的若干问题

钓鱼岛问题已并非简单孤立的领土问题或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是在国际关系意义上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是与战后日本政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所关联.目前该问题已被当成冲绳美军基地驻留、自卫队扩编、“凸显日美同盟关系”乃至修改《日本国宪法》的“背景”或“理由”.若任由有意利用该问题的行为发展,将不仅有损中日关系、影响日美关系及战后国际秩序,包括冲绳民众在内的广大日本国民最终将是最大的受害者.鉴于此,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可以考虑加强与有关各方(包括冲绳民众、日本民众、美国政府与民众等)的交流,共同警惕日本政界部分保守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对内违背民意、对外制造事端的行为.     

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前景

进入新世纪,伴随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对外战略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05年以来小泉内阁加紧推行“右倾化大国路线”,造成日本同中国等亚洲邻国关系更趋恶化。中日关系的改善还需两国付出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特点及原因探析

冷战后至今,中日关系的发展异常曲折,呈现出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温”、两国人民交往频繁但信任感下降、历史问题影响严重等特点.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如上特点,既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也有中日双方各自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原因.今后要推进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加强东亚经济合作,把中日经济合作纳入到东亚经济圈的同时,既要增进中日两国媒体的合作与两国人民的沟通与交流,又要注重处理与利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东亚格局与中日关系

本文所谓东亚格局,主要是指东亚地区中日美俄四大国所构成的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征。中日关系与东亚格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9·11”事件后,东亚格局开始发生新变化。其特点之一是,在中日美俄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处于最差状态,日本处境最为不利。这种局面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其前景值得关注。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态势、原因与走向

自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以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迟迟难以化解,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且倾向于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日本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制衡态势愈发凸显。从国际、地区、双边及国内层面看,"美国因素"、中日安全困境的上升通道被激活、中日双边矛盾由过去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向海洋权益之争升级以及两国的国内因素,是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钓鱼岛争端的发展、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趋向、美国对日本政策走向的态度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势。     

如何分析中日矛盾

无论中日关系是好是坏,都贯穿着矛盾。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中日矛盾”与“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近几年来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之间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与此同时,中日矛盾又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对中日矛盾需要严格区分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对不同质的矛盾以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世纪之交的亚太安全形势和中国对日政策

21世纪初,如何思考确定中国的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是个重要课题.根据对21世纪初亚太地区总体和平形势将得以保持,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有所发展的分析,需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亚太战略和策略.并在亚太战略的框架内,依据对历史的分析和对日本今后政治、经济、军事发展走势的判断,从中国国家发展的总战略出发,提出加强中日关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