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

近几年,中日钓鱼岛争端迅速升温,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重要议题。中日两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动员,以图在钓鱼岛争端中占据优势。中国的战略动员受日本施加的外部压力、中国国内民众的压力和积极有为的领导人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这一过程包括两个作用机制:第一个机制是日本施加的国际压力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领导人,迫使其进行战略动员,进而调整在钓鱼岛争端上的战略;第二个机制是日本施加的国际压力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反弹,迫使中国领导人进行战略动员。中国领导人在进行战略动员时,主要借助大众动员、资源汲取与投送、制度整合这三种手段。     

支持还是反对军事冲突?——日本与邻国争端中民意的调查实验分析

近年来,东亚成为了世界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领土问题是导致东亚区域不稳定的核心因素,愈演愈烈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使两国处在军事冲突的边缘。当日本与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日本民众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政府发动军事冲突?为此,作者在日本进行了以民众为对象的调查实验。对调查实验结果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如果目标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对目标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那么日本民众倾向于反对政府向该国发动军事冲突,而目标国在二战期间是否曾受到日本的侵略这一因素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日本的年轻民众表现出了更强的和平倾向。这些结论为中国的对日外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对于中日钓鱼岛问题等领土争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外交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重新思考和构建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在经贸领域,可以继续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以增加日本的退出成本,并灵活运用经济手段以增加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此外,有必要开展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的公共外交,由此促进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紧张升级，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     

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关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条约的多次修改，美日同盟不断巩固强化。近期美国出台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钓鱼岛条款是继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表态以来立法系统首次表明态度。美国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态度由模糊走向明确，这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不无关系。利用钓鱼岛争端制造可控危机进而造势借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策略，这将加剧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复杂化，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分析这些影响，有助于探索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大幅调整日本对外政策,奉行＂友爱＂外交理念,推动中日关系一度回暖。但是其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因素,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跌到历史低点。日本对华外交态度的转变不仅对中日两国,更对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发展与钓鱼岛争端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经历了调整阶段和强化阶段,钓鱼岛争端随着美日同盟的紧密而逐渐升级。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美日两国因相互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密切配合。中国一方面应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中日之间的相互钳制,不会为日本夺取钓鱼岛冒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做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基础和保障。     

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经历了“强弱型”、“弱强型”两种状态,在21世纪初进入了“强强型”状态,而日本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对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恐惧,对中国崛起“不适应”的纠结心理,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对中日关系的牵制,日本国内的政治乱局,加上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升温,这些原因导致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是随着中国的发展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差,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度”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中日建交四十而惑,中日关系正面临严峻的危机和风险.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本质上,取决于一个半世纪前“脱亚入欧”的日本,能否超越冷战思维和民族主义的情感纠结,诚心诚意地“重返亚洲”.“返亚”可能给日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中美日安全形势与对策”学术研讨会将于2012年11月3日在京举行

2012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中美关系时值美国总统大选而面临种种新的不确定性,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迅速恶化,美日同盟出现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中国国家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     

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钓鱼岛是沧海一栗,但它情系两岸三地、宇内海外。二战后钓鱼岛和日本成了美国远东战略的棋子,而日本对其资源势在必得。1971年美日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划入归还区域, 遭到中国强烈抗议。1972年中日同意将问题挂起来。日本却对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中国绝对不会放弃其主权。     

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对钓鱼岛争端的影响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在于岛屿本身的归属,还涉及到在中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等方面的问题。当海洋法争端升级时,国家应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势,同时积极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采取行动,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架内处于不利境地。所以,分析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总结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以及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所用的方法,会对我国解决钓鱼岛争端及进行海域划界提供借鉴。     

因应钓鱼岛争端的中国国家战略探析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日双方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已经成为横亘在两国间的政治鸿沟。针对钓鱼岛争端,本文提出了充分施展统筹兼顾的大国外交智慧、努力强化争端解决的综合实力战略及继续坚持理性务实的法治强国之路等对策。     

书讯

<正>日本研究报告(2014)李薇/主编杨伯江林昶/副主编2014年3月出版/69元本书是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年度性研究成果。报告对2013年日本的政治安全、对外关系、经济社会诸领域作了回顾分析,特别是围绕安倍内阁加速推进日本"全面正常化"战略和钓鱼岛主权争端激化背景下的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2014年日本政治、外交、安全防务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做了展望。国际安全评论(第一辑)马建光/主编徐能武/副主编2014年4月出版/79元安全问题对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所面     

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El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     

关于麻生内阁执政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分析

麻生内阁执政期内在中日关系上延续了友好发展态势：政治上高层互访不断、各级政府交流频繁；经济互惠关系继续发展、众多领域合作加强；社会各界联系增多、国民相互了解加深。中日关系发展良好的原因有：中日两国的重要性超出人们的想象，重视中国市场成为日本朝野各界的共识，抵御7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需要中日加强合作。中日关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一些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抹黑中国食品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等。尽管中日关系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友好发展是主流，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靖国神社——中日关系的一个瓶颈

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的侵略历史.这既关系到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日本这个国家的今后走向.日本政界要员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也与日本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参拜之举也是政客为迎合国内政治气候的一种政治手腕.进入新世纪,中日两国只有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把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才能够保证中日关系健康的发展.     

国际法视野下的钓鱼岛争端探析

钓鱼岛争端是日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本文从分析钓鱼岛之争由来入手。从国际法的的国家条约、先占、禁止反言、时效、时际法等角度力图全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得出钓鱼岛主权理应归属于中国这一结论。     

论“欧化”时期日本中国观的转变及中日关系

中国和日本地理位置相互毗邻,两国也有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目前,中日关系也是两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向西方学习,这其中也反应了日本"中国观"的转变。欧化时期的历史是日本重新定义自身、定义同亚洲的关系以及同欧洲关系的时期,这期间日本对中国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规律表现为当中日之间的位阶处于中国强而日本弱的时候,日本仰视中国,并努力向中国看齐;当中日之间的位阶是日本渐渐强大中国衰微时,日本又转变自己学习的对象,这种变化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也表现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本文从历史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较为清楚地整理和分析日本中国观转变的两个过程,从日本的国民性、地理因素方面分析日本这种中国观转变的原因,以期对中日外交关系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