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近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迅速迭代,学界和政界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固有属性,在既"发展得好"又"掌控得住"的原则基础上,提出"枢纽式治理"设想,旨在发挥综合性、联合性、支持性社会组织作用,从体制机制上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枢纽式治理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核心,凝聚各类社会组织,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提升基层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本文结合南京市鼓楼区注册登记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设情况展开调研,深入探讨枢纽型社会组织源起和建构条件,明晰社会组织领域枢纽型治理逻辑,总结鼓楼区依托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善治的基层实践经验。     

“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思考——以上海市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例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下,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枢纽型社会组织以调查研究、指导咨询、交流合作、反映诉求等为主要功能,在政治引领、培育社会组织和领军人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资源共享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静安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具有时代特征、富有静安特点、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自主管理创新

这里试以近年来出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案例,考察社会自主管理创新的迫切性及有效机制.一、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提出及实践类型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上推出《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新思路,并于翌年3月颁布《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被誉为地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亦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工会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优势与困境——以广东省为例

工会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工会顺应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举措。工会的性质、职能定位和参与劳动关系矛盾处理的实践让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时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工会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存在一些困境:如工作推进力度和效果欠佳;对其他社会组织吸引力不足;会受到劳工NG0的挑战。因此,工会组织必须正视现实,放低身段,改变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协同共治格局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与限度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具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社会资源再动员以及推进社会秩序活力与秩序兼具等诸多功能。但在"强政府、弱社会"并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面临以下限度:"科层化"治理结构下基层治理活力失衡,"行政化"运作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弱化,"项目化"运作抑制了社会组织联盟化发展。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推进权责明晰的社区治理扁平化,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方式。     

网格化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中国工会转型特点分析

为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工会近年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路,一方面主动调整组织职能,明确提出了创建服务型工会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目标;一方面积极探索工会组织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扎实推进了工会的群众化、民主化进程。     

逻辑、表征与建构: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的治理场域

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是工会构建劳动关系治理场域一次重要尝试,更是工会"强三性去四化"的重大举措。工会以走向整体性治理的工会的逻辑,以"强三性去四化"为逻辑起点,用改革作为动力,系统提升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这种治理逻辑主要通过政策性、组织化、机制性表征呈现出来,构成了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图景。新时代,工会在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中应注重建设协同高效伙伴式治理关系,在竞争合作中互为嵌入强化政治引领,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关系领域协同精准治理的工会。     

枢纽型组织视角下共青团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研究——以嘉兴市为例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共青团组织是否能有效参与到政府购买服务中,完善角色定位,向"枢纽型"协同管理转变,关乎今后青少年工作格局和共青团事业发展空间。共青团作为青年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系和培育其他青年社会组织,引导协助他们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正能量,正是共青团组织努力的方向。本文以嘉兴市范围内青年社会组织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系统地调研当前嘉兴市共青团组织、其他青年社会组织与政府三方之间的互动与摩擦,最终以枢纽型组织建设背景下的协同管理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以广州个案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进程中一种新型的社会利益传递结构,当前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存在不少质疑。基于广州个案的现实观察表明,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成员社会组织的孵化器、行业发展的示范区、协同创新的新平台。但实践研究也暴露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一些问题,如数量严重不足、垄断化色彩凸显、科层化特征突出和扶持效果不彰等,要从去行政化、理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双重认同真正实现"以社管社"、提升支持的力度与效果等方面建设和发展好枢纽型社会组织。     

共青团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及参与路径分析

共青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一段时间以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面临不少困境:治理观念尚未树立,参与治理的机制尚不健全,参与治理的资源尚不充足。共青团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应当是:做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培养具有社会治理才能的青年人才;始终代表和维护青年群体利益,服务和引导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培育枢纽型青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青少年事务管理和服务职能;发挥思想引领功能,塑造社会治理的价值体系。要推进共青团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在政治层面上,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承担政府青少年事务管理和服务职能;反映青年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在社会层面上,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缓和社会矛盾;建设枢纽型组织,构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源体系。在文化层面上,塑造青年文化,培养良好社会心态;弥补公共文化投入不足,推动公共道德建设;促进青年国际交流,维护国家利益。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社会协同——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社会管理新格局建设被提到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在我国社会背景下，探究社会协同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式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为：以教育为手段．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力量的有效发展，加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协同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     

民主党派动员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研究——基于合作治理的视角

社会建设迫切需要民主党派动员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研究民主党派动员、整合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参与机制,发现民主党派主要通过向两会提案,引起政治领导人的重视,促成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帮扶结对的形式直接参与社会建设。为克服合作治理的困难,民主党派应该把其使命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创新服务工具,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以项目制形式广泛开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政社关系转型背景下的枢纽型治理及其治理结构创新——以上海市J区为例的单案例研究

枢纽型治理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政府代理"形式,代表着政社关系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基于社会治理网络的分析视角,通过对上海市J区枢纽型治理的经验研究,观察到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模式取决于其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关系、位置和强度。研究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占据社会治理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并受强弱关系的共同作用。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枢纽型治理结构本质上体现为"政府—枢纽型组织—社会组织"三者间的一种上下双向"嵌套"形态。而这种双向嵌套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仅具有个案层面的可重复性和可推广性,也可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更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我国当下的政社关系转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的协同培养研究

当前国内高校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主要原因是培养主体各自为政,资源分散导致效益低下.在协同机制下,高校、企业和政府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共同主体,以协同建立科学的运营机制、协同开展创新创业理论教育、协同指导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协同培育创新创业的文化为路径,提高各类资源配置的效益,更好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工会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优势，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征程中，工会要坚持政治方向、找准职能定位、突出主责主业，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以更好地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带领广大职工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