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再认识

转化性征收是我国一种独特的土地征收制度,是土地从身份性集体土地使用权向非身份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化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转型期间权利体系的不完备是转化性征收的主要形成原因.转化性征收的过程意味着土地产权的资本化与土地用途的非农化,二者均带来土地增值收益,而现有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却未能充分保障农民利益.试点中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国有化模式以及集体土地直接出让模式为消解转化性征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何在系统考量公共利益、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建立流传顺畅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农村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失衡表现在：农民被排除在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土地开发商攫取一部分增值收益、地方政府垄断大部分增值收益。造成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在于：现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体制不合理、现行征地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欠缺。通过分析造成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失衡的制度性根源,从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两方面来平衡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物权法》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公共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有必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方法和政治上的手段使其正当化。我们只有通过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的双重完善,才能使《物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不是一纸空文,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诠释,完善征收制度,发挥公共利益的制度价值。     

行政征收中公共利益判断的正当化问题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收制度的核心,也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目的。公共利益的有无是衡量行政征收合法性、正当性的要件。然而法律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为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共利益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出发,对受益对象和利益内容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利益判断过程中应考量的理念和价值,并提出应提升公民个人自主性,扩大公民参与度,推动公共利益判断向程序化的界定模式转变的可行性思考。     

浅谈我国看守所未决犯的权利实现问题——由“躲猫猫”事件引发的思考

当前，我国看守所未决犯的权利实现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刑讯逼供、体罚等现象屡禁不止；超期羁押问题有普遍化、严重化趋势；看守所亚文化——“牢头狱霸”现象普遍存在等。对此，应通过实行羁押与逮捕分离，加强看守所自身建设，以及明确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制度等方法，保障看守所未决犯合法权利的实现。     

实现中国梦要破解四道『中国难题』

实现中国梦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中国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存在“利益铁藩篱”。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法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改革的某些原本属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被少数人所独占，并呈现出刚性化的特点：其他人很难进入被少数人独占的利益领域；其利益一旦被触及，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第二个难题就是存在着“制度天花板”。例如，有些制度原本是为了激励科研人才更多更好地出成果，但由于制度会带来很多的附加利益，于是制度的受益者就会长期地占有或者终身占有该利益。     

土地征收若干问题研究

土地具有特殊性,土地的征收制度对于农民和国家来讲极为重要.新颁布的<物权法>第42条有关土地征收的规定备受农民的关注,同时也引来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该条规定延续并体现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征收制度规定的精神,但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程序、受偿主体仍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应采用列举加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概念、内容进行确定化,完善土地征收程序,把农民个人作为征收受偿的主体,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利益.     

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前景

农村基层组织的既有功能包括行政执行、经济发展、利益整合与协调、公共事业的组织、政治认同和文化延续。这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管理的困境，即结构化的组织矛盾、缺乏操作性的机制和缺乏制度竞争的单一自治模式。行政执行和经济发展应淡出基层组织功能范围，对现有制度的改进主要是通过制度细化化解两委矛盾、搭好班子。从长远看，政务与村务应分离，村民自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应予鼓励，宏观制度应当构建宽松环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征收的一体化思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征收，因制度客体范围的交叉引发了适用顺序和适用方式的问题。土地供应模式的转换使得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需要处理好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两种土地供应方式有着共同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基础，应一体化思考并协同推进。为协同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征收，需要强化规划的引导调控功能，建立协调各方、城乡联动的规划体系；需要根据建设用地涉公共利益的不同类型，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征收的优先顺位；需要依托统一的土地市场，优化土地供应模式转换后的利益分配格局。     

利益博弈:土地征收中多元主体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文献梳理及其反思

作为土地征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主体,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征地进程和征地后果。通过对三个主体在征地中呈现的发展逻辑、中介逻辑和抗争逻辑较为系统的梳理发现,农地非农化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利益,而当前征地冲突的发生也是源于各主体对于增值利益分配的共识难以达成。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话语权不平等,难以形成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为此,土地征收的有序推进与土地利益的合理分配,需要从法律维度、利益维度与主体维度上统筹协调,明晰土地利益关系,找准利益平衡点,缩小主体博弈空间,以达到三重维度间的深度耦合。     

论政府公权力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害及其治理

当前政府公权力侵害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十分严重。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从四个层面考虑：一是从治本之举考虑拟制地方政府追究土地财政的动因;二是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与出让制度;三是建立严格的土地征收问责责任制;四是司法权有效制衡行政征收权。     

关于重庆转户政策的“张德元假说”及其他

＂张德元假说＂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在现行制度下重庆转户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建议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农地国有永佃制替代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与对策

集体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集体＂的内涵模糊、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垄断农地发展权、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秩序不明确、＂土地财政＂促使地方政府变相或强行征收集体土地及司法救济途径的缺失等方面。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现存土地征收制度对策。     

从违法征地到违规用警——“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研究

违法征地是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征地农民因权益受损往往护地抗争,地方政府惯常做法是把公安机关放在处置一线,警民对立使冲突升级,最终形成“政府违法征地→农民抗争→政府违规用警→警民冲突”局面。要真正做到慎用警力妥善处置此类事件,从根本上防止因用警不当导致冲突升级、发生流血伤亡事件,关键在于坚决遏制违法征地。     

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机制研究

文章从集体组织、家庭成员以及征地补偿三个方面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保障机制进行了论述,分析了现行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指出通过赋予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审查权、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和加强责任追究等方式完善集体组织内的保障,通过明晰户的内涵和分户的条件完善家庭成员间的保障,通过认定公共利益、完善征收程序以及健全补偿制度来保障征收中的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益。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缺陷及改进措施

由于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力运用不规范,土地征用范围不明确,公共利益扩大化,土地征用程序不合理。因此,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完善的土地征用法规,规范政府的职权,明确土地征用的范围,界定公共利益的内容,改革土地征用程序,使征地制度更加合理。     

提高耕地质量:农业内涵式发展之基

中国农业的重要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水少、耕地质量较低。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粮食必将出现重大危机。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以科技为支撑、以高端生态化为主线的农业产业革命,以内涵式发展来提高耕地的质量、发展多层次循环利用,并用高科技发展少用耕地的工厂化农业。现在应及早实施提高耕地质量的系统工程,构建"市场、政府、科技"相耦合的"三元机制"。     

凯洛案后美国土地征收立法新动向

凯洛案后美国联邦和州层面的新立法对于土地征收权的动用施加更多限制的同时,也规定了很多例外的情形,对于“公共使用”涵义的解读要想回归到狭义的、语义学上的原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特定的经济发展目的而动用土地征收权还是有相当市场的。如果将新立法中体现的优先权制度、额外补偿制度、综合规划制度、公益与私益权衡制度与特定的经济发展目的结合起来考量的话,土地征收权动用范围的适度扩大就多了更多的合理性基础。     

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视角透视土地征用的正当性

国家因为公用事业的发展而征用土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被征用者利益,应对政府土地征用权进行正当性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对土地征用目的、征用补偿和征用程序三个方面的正当性进行检验。     

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中土地发展权的配置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亮点在于打破了政府的征地垄断权,农民集体可依法享有土地发展收益。这一新政策为正在进行的《土地管理法》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给予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更加稳固确定的保护,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过程中,立法者有必要将土地发展收益上升为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权。同时有必要将农地转用审批制度与土地发展权制度结合,以实现保护农地与合理分配土地发展收益的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