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区域警务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安全发展需求,需要高效的区域警务合作作为保障。目前,虽然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警务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存在缺乏区域观念共识、经常性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未来的中国—东盟警务合作要向纵深推进,必须解决好理念、制度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合作质量保障探析

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合作是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执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合作的质量是发展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执法合作的关键。针对教育训练合作质量的影响因素,要切实有效地采取质量保障措施。     

中国的东盟政策:误解与正解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全方位推进,加之近年来南海争端持续发酵,国外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炒作"中国正在分裂东盟"的论调。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不仅一直公开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认可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角色,而且全力发展与东盟组织的关系,通过参加GMS合作助力东盟一体化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高度重视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中的作用。中国不但没有谋求分裂东盟,反而全方位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了应对国外部分学者的炒作、消解部分东盟国家的疑虑、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除了继续在各种国际场合公开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扮演领导角色外,还要加大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落实"双轨策略"的力度,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筑中国—东盟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合作网络。     

抓住自贸区建成机遇推进南宁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10国顺应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积极破除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建立的,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的里程碑。对于促进双方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交流合作意义重大。南宁作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中心城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给南宁带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标志着南宁开放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机制,因其共同利益、共同行为和共同规则而构成,具有教育交流性、职业特殊性、互惠双赢性、模式创新性等特点,可以促进CAFTA各国警察教育训练的交流与合作,维护CAFTA各国的安全稳定,增强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建立健全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有利于提高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合作水平。     

广西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广西在服务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具有显著的地理区位优势、合作平台优势、人文交流优势、优惠政策优势。当前，广西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广西与东盟互联互通水平；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深入开展与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推进民间交流往来，向东盟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广西故事；用好用足优惠政策，在与东盟合作中实现跨越发展。     

中国东盟区域警务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展望简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安全发展需求，需要高效的区域警务合作作为保障。目前，虽然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警务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存在缺乏区域观念共识、经常性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未来的中国-东盟警务合作要向纵深推进，必须解决好理念、制度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东南亚地区海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东盟海事论坛的角色

安全国际化是东南亚国家实现安全的基本途径,推动国际海事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国家在海事领域实现安全的重要表现。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东盟海事论坛成立后,东盟在本地区海事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机制化并为大国所承认。东盟海事论坛及扩大会议为东盟国家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开展海事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保障东南亚海域的安全,提高东盟国家的海事行动能力,提升东盟总体的地区治理能力。然而,"东盟方式"、大国权势竞争以及地区海洋争端,也制约着这一海事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化和拓展,讨论南海争端等问题则更有可能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基本模式与前景

中国对区域性国际组织安全合作的参与不断扩大和提升,陆续提出关于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安全合作新架构"以及"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伙伴"等新倡议。在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基本理念与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也具有广泛的适用前景。但随着国际格局、全球安全形势以及区域组织安全角色的变化,中国模式的局限性和面临的挑战日益显现,有必要在坚持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探讨新的路径与空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参与区域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及其适用前景,并就未来中国参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选择提出建议。     

历史、实践与东盟安全合作进程

学术界至今对东盟安全合作进程的性质、内容与重要性等基本问题存有争议,而现有的理论研究不能把握东盟安全合作进程的复杂性与灵活性,也是导致争议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本文将东盟安全合作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是一群(或多个群体)实践者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采取的共同实践集所建构起来的进程。通过历史诠释与比较,本文考察了东盟安全合作进程不同阶段的历史条件、实践者、背景知识以及具体实践各要素的发展变化,为理解东盟安全合作进程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山西历史上的两次服饰文化变革

“胡服骑射”和“易服改制”是历史上发生在山西的两次著名的服饰文化变革 ,变革的内容始终围绕民族性和时代感这一文化内涵中最核心的部分。两次变革都对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这两次变革是民族服饰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也是山西的先民们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     

美国监狱的行政隔离

监狱的行政隔离措施 ,一方面具有预防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具有保护性作用。因而 ,行政隔离的囚犯可分为二类 ,对于捣乱性囚犯 ,发挥预防性作用 ;对于受威胁的囚犯 ,则发挥保护性作用。始于 2 0世纪 6 0年代后期的囚犯权利运动影响了矫正系统管理捣乱性囚犯的方式 ,实践证明 ,行政隔离是处遇那些需要高度警戒囚犯的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措施 ,不论他们对其他囚犯有威胁 ,还是自己处于其他囚犯的威胁之下。     

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着力点

我国有2000多个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县域经济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呢?笔者认为,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和结构,在战略层面上有以下着力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资源导向。 把县域所拥有的禀赋资源作为突破口,是发展县域经济常见的着力点。每一县域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一些特殊资源,如特殊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或其它传统资源,这些加上一定的资金和劳力投入经过市场配置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资源     

贵州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的问题与对策

贵州省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惠及47.7万户、204.3万生态移民之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文章针对贵州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中重建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便实现生态移民脱贫致富和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恢复良好的双赢。从而促进生态贵州建设,保障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外合作办学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化,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教育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办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教育主权、外方合作准则的资质和水平、收费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等。     

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其中,《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虽然主要立足于死刑案件,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未能全面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侦查取证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在发展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治党建国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走向新时代的伟大旗帜,继续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学习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批判中的法学与法学中的批判

法学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法律现实的理论认识活动 ,不如说是一个对法律现实进行批判与反思的过程。批判法学彰显了法律认识过程中的审视意味 ,让人们意识到没有批判的法学是封闭和僵死的体系 ,法学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新和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 ,一味的批判与普遍的否定也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复活。因此 ,对批判方法的法学应用需持谨慎而又必须予以正视的态度。     

语言中的词与言语中的词

语言中的词是指孤立存在的词,言语中的词是指进入了语境得以运用的词。语言中的词往往具有多义性,而言语中的词其词义一般是单一的。语言中的词其词义具有抽象性,言语中的词其词义则具有特指性。语言中的词的词义较为稳定,而言语中的词却可以临时具有某种意义。     

我国跨区域网络犯罪中管辖监督问题探析

随着互联网在当代的深入普及和应用,网络犯罪已然成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虚拟性、跨区域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犯罪中地域的限制,使管辖成为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中的首要解决问题,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目前,在办案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往往不在技术方面,而是因管辖不明所带来的繁琐的行政化程序性问题。公安机关往往掌握网络犯罪案件管辖的主动权,而随着程序的推进,检察院、法院则略显被动。当前检察机关对于网络犯罪的管辖监督存在比较大的缺位,对此,关于当前网络犯罪案件,不仅要从管辖制度本身进行针对性完善,更要从监督层面对其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