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权力的选择性“回归”与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力量博弈是研究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视角。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的博弈呈现出动态均衡的特点。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开始向乡土社会"选择性回归",这种回归寓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当中。然而,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仍然面临着民主形式化等诸多现实梗阻。为此,必须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建构双向权力运行制度以及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等方式促进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内生性权力的良性互动,助推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转型。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途径

基层治理意义重大,既是国家实现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目标需要,也是基层社会充满活力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创新基层治理,要创新参与方式,实现协商治理;要改革治理结构,实现科学治理;要密切党群关系,实现有效治理;要规范权力运行,实现有序治理。     

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完成转型,政府不仅要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让公众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更要完善行政程序立法,使得政府的角色定位从实体利益的分配者转变为新旧利益博弈的正当程序制度供给者,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要突破碎片化的部门执法格局,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隐性壁垒,加强行政权力运行系统的整合与协力,还要开放海量政府信息给社会使用,实现政府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型。     

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会的制度建构与设计理念

在近代以来的基层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嬗变与更替中,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会制度无疑是对中国基层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制度安排。尽管这一制度是在战时条件下形成的一个产物,但是中共在制度建构上坚持了制度建构的历史演绎与现实情境,在设计理念上紧紧围绕基层社会的具体实际和民主自治的价值理念,以基层参议会为载体,通过重塑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不仅培养了大批能够适应当时复杂形势的基层参议员群体,而且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基层社会权力主体的改造与重塑。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因此,要深刻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作用,通过系统提升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意识,着力完善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全面构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系统等途径,全面破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前置式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机关探索

“前置式治理”是地方党政机关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探索。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党建引领、数字赋能、服务前置、资源前置、机制前置的方式(即“一引领、一赋能、三前置”),将党政机关的人财物力和权责利等下沉至基层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既激活了各类主体,推动党政社民协同互动,又推动基层治理向规范化、专业化和智慧化转变。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基于观念、动力和系统的分析

探究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是实现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转换的关键。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发展与其历史进程中的特有观念体系紧密关联,儒家的宗族文化、乡绅文化与和合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功能耦合网为协商治理在传统基层社会的有效运行构筑了扎实的观念基础,也形成了协商治理背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治理变迁动力激发的本质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协商治理在当代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制度生长点。中国语境下的路径依赖关系导致当前基层协商治理只能采取正式协商制度安排与非正式权力运行并存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博弈在客观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治理只能以渐进、内生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最终走向。     

治理视域中我国基层人大的民主参与发展

基层人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人民参与人大、人大参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参与治理的角度审视,作为我国的核心民主形态,基层人大主导、参与到基层人大选举、公共决策、权力监督、社会运行各个治理过程中,实现从代议到参与、从管理到治理、从集权到分权的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培育利益相关人,健全参与机制,推进合作、网络治理,是我国基层人大在民主参与主体、客体、内容、过程和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的需要。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域中农村社区治理逻辑研究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当前浙江乐清地区不同的文化网络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制约：宗教文化网络与公共权力间关系无涉,但必须警惕不法宗教可能引发农村社会秩序失范的潜在风险;宗族与家族文化网络专注于利益博弈,并非促进村民自治现代价值的自觉生成,有可能是阻碍村民自治的传统内生要素;基层政权对农村治理制度供给与保障的职能尚未到位,未能创造村民自治的理想环境;基层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村规民约未能实现村民自治价值观念向生活世界的有效渗透,缺乏价值重建的时代功能。     

协商民主: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沟通的有效机制

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沟通逐步由静态稳定向动态稳定转变,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基层党组织为协商民主的运行提供了合法化的背景支持、组织化的责任载体、规范化的操作平台。二者的有效沟通有利于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有利于减少基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隐蔽议程,促进决策科学化;有利于培育公民文化,推动协商治理机制的持续发展。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以审判为中心与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以刑事和解案件为研究对象

以审判为中心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个案的公平与公正,但以审判为中心的含义并不是将每一个案件都纳入审判阶段,以审判为中心与刑事案件分流不仅不矛盾,而且只有做到后者才能更好地实现前者。以审判为中心强调在实体意义上定罪权属于法院,其他机关无权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的,与国家司法模式密切相关,是恢复性司法向国家司法的渗透,是在法定的正当程序范畴内实现的和解。刑事和解使刑事案件得到分流,化解了社会矛盾并促进了社会和谐。法律应当赋予侦查机关在当事人刑事和解后有不立案和撤案的权力,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也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前者更能体现和解后的案件分流。当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犯罪情节较轻,没必要将其再次纳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来。其意义在于:一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二是体现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三是给被告人选择的机会,使其更快地融入社会。     

行政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公共利益是法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领域最根本的理由。现实中打着＂公共利益＂幌子践踏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迫切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概念做出界定。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使得从实体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存在巨大困难。厦门PX事件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提供了生动的模型。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程序来界定,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实现利益的平衡。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小区治理的价值引领及其实践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小区治理,事关国家治理根基及基层治理的活力和效能。通过提升党建引领、营造社会氛围、创新平台建设和构建制度支撑来唤自觉聚合力、强法律激动力、重交流求团结,破解当下传统社会阶层参与失效、基层群众自治缺乏活力和动力的难题,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