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工具选择配置及其功能实现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政策合理性与政策文本中隐含的政策工具紧密关联,人才政策文件中隐含诸多引进、激励、培育、使用人才的政策工具,合理及完整的人才政策内容包含保障型、激励型、发展型、服务型、评价型五种政策工具。人才政策“需求-过程”复合分析模型将五种政策工具嵌入到“人才政策过程”之中,贯穿于人才管理的“引、用、留、育”四个环节,高度融合了“人才需求”“人才管理过程”“人才政策工具”三个要素。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优化人才政策工具组合,挖掘人才政策的功能优势;嵌入“评价型政策工具”,保障人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优化升级高层次人才服务,提升人才政策工具使用效能。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 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基于2004至2016年省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架构适切的政策工具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霍莱特和拉姆什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基础上,将社会组织政策工具分为放松管制、监督管理和培育发展三种类型,对2004-2016年我国省级层面社会组织发展的503份政策进行文本收集、遴选、编码以及量化分析,进而探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工具的演进路径、空间差异和组合选择.研究发现: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与"放管服"改革的政策目标匹配度较低;政策工具类型方面以监督管理工具为主,放松管制工具次之,培育发展工具最少;政策工具选择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中、西部地区放松管制政策工具运用率较高,而东部、东北地区监督管理与培育发展运用率较高.结论指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中国跨界环境保护政策变迁研究——基于相关政策文本（1982-2020）的计量分析

运用政策文献计量方法,以1982至2020年的676份跨界环境保护政策文本为数据样本,构建发文时间—发文主体—政策主题—政策工具四维框架,对其进行内容量化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我国跨界环境保护政策的变迁轨迹,以更好地认识跨界环境治理实践。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跨界环境保护政策发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央发文主体以国务院、全国人大和生态环境部为主,地方则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个重要发文区域;政策内容主要集中在跨界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两个方面,以管理、污染防治、计划规划编制、制度机制建立等主题为主;政策工具主要以管制型为主,市场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应用相对不足。     

科技扶贫政策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扶贫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关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1985年以来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轨迹和结构特征进行梳理是深入研究科技扶贫的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85年至今中央层面颁布的科技扶贫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呈现低位徘徊—平稳增长—阶段回落—稳定发展的四阶段特征;政策制定主体表现为松散的"简单多元决策"特征;政策制定主体协作表现为简单二元网络决策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使用上,表现为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激励性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不足等特征。     

政策工具一定会服务于政策目标吗——基于23份省级主体功能区政策文本的分析

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在政策制定环节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是实践者的常用手段,但政策工具是否一定能服务于政策目标呢?以省级主体功能区政策为分析对象,构建基于目标-工具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3份省级主体功能区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主体功能区建设中使用的政策工具与目标呈现非对称性,不同主体功能区均以权威型政策工具为主导,财政型政策工具为辅,而信息型和组织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无法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性。这可能源于政策选择中的工具阻力、政策制定者的观念阻力、政策分解中的操作阻力以及政策运行中的体制阻力。为使政策工具更加契合政策目标,应逐渐形成清晰化的工具使用谱系,不断加强政策制定主体对政策目标的认知深度;逐步完善政策目标分解技术,致力降低政策目标在层级分解过程中的偏离程度;充分考量政策环境因素,与组织体制、政策组合、行政资源等巧妙结合。     

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研究:分类、特性与选择

环境治理成为当前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设计是关系环境治理效果和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性因素,目前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渐趋成熟,并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新政策工具的论证与应用上。在厘清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的基础上,从四个维度分析三大类环境政策工具的特性。最后在新环境政策工具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思考我国环境政策工具的合理设计和优化选择问题。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也称"移民搬迁")是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15年来的90余部国家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类,提取出财政与金融政策等七个政策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划分为试点探索、全面推进和脱贫攻坚三阶段,得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发展演变具有以下特征:搬迁基本原则由政府引导型到政府主导型演变;搬迁机制由整村搬迁到精准搬迁转变;各政策维度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体系。     

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从公共政策工具和教育政策工具两大范畴入手,分别梳理相关文献,以期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基本主题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加强我国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前景和展望。我国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理论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在教育政策工具研究过程中,既需要积极借鉴国内外公共政策工具研究最新成果,又要充分考虑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的特点。加强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教育政策实践的工具性解读,对于丰富政策工具的研究内容和改进教育治理方式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是国家治理海洋环境,规制用海主体行为,分配海洋生态资源,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完善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关乎"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演变与特征分析是深入研究海洋环境政策的前提。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以1979年至今中央部委发布的161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体系演变呈现出低位徘徊、持续性增长和稳定周期性震荡的三阶段特征;多元政策制定主体间能够描绘出"简单协同"的二元决策协作网络图谱;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呈现控制型政策工具过溢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鼓励-参与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的特征。     

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特征探究——基于2000—2019年天津市政策文本分析

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政策工具视角对2000—2019年天津市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发现:科技创新政策工具整体逐渐丰富,但各类子工具并不均衡。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基础设施建设子工具运用最为频繁,辅之以公共服务子工具,以营造与完善科技创新硬件条件与软环境;供给型政策工具其次,采用资金投入子工具为主,人才培养子工具急剧增加,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数量增长,同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可持续性创新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近年来海外机构子工具使用逐年增强,而政府采购子工具逐渐减弱,以期减轻对政府的依赖,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打开国际科技市场。本文探讨我国地方政府聚集有限资源、突破地域发展限制、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工具类型与数量及内涵等特征,以期为天津市同类地方政府进一步合理布局科技政策、完善地方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参考。     

陕西当代教育发展回顾

本文分类简介了陕西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的发展,内容主要取自即将出版的《陕西当代教育史》。一是供读者简要了解陕西当代教育的发展状况,二是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背景材料。     

陕西“东大门”建设的战略定位与政策组合

建设陕西东大门,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在渭南落实"一市一策"的重要举措。渭南在建设陕西东大门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定位上,应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着力打造"绿色安全大厨房";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挖掘资源内在潜力,精心打造形成以华山旅游为龙头的文化品牌产业;依托区位优势和交通结点,构建现代物流中心;积极推进城镇化,加快生态宜居新区域建设;加大支持力度,积极营造加快发展的政策环境;系统进行东大门建设相关研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基于重心模型与泰勒系数的陕西省空间差异

文章通过重心模型以及泰勒系数对陕西省1989—2006年区域增长格局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陕北地区增速明显加快,区域增长重心持续向东北转移;通过泰勒系数及其分解的演变显示,三大地区间差距持续不断扩大,并且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快于总体经济差距的扩大。地带内的差距一直是影响陕西区域差距的主要影响力量,但是各地带内部地区经济差距在1995年之后呈现不同的特征。通过分析我们也注意到在1999—2006年陕北地区迅速崛起的同时,伴随区域增长格局“热点”的转移。热点区域内的地区差距会存在一个缩小的趋势,但是局部实证的结论能否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区域内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开拓陕西农业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探析

加入WTO后,陕西农业遇到的挑战大于机遇。陕西农业的主要粮食产品在国内外没有比较优势市场,竞争力不强。果品业和畜牧业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因此,陕西农业发展必须推行农业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陕西农业比较优势为基础,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龙头企业为依托,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比较优势的产品,提高陕西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陕西省农业迅速走向国内外市场。     

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Policy——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aishui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miss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hallenges in the anti-poverty policy practice and intervention by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children development polic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the survey in Baishui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mily asset,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the effect of children self-development percei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et-based social policy. Meanwhile, with the project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accounts as the main policy intervention for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assets policy for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tly anti-poverty practice in the rural area is in urgent need of more positive intervention policy to integrate the family and children development.     

陕西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执行评价及调整方向

在上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下,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虽已明确,但对于陕西来说,这些政策还应着重在支持陕西发展优势,支持陕西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上,以及在宏观层面支持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完善。     

陕西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实现途径

陕西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存在着职业教育特色不突出、专业特色不明显、人才培养方案与区域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等问题,只有在对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实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才能确保陕西高职教育真正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陕西人力资源开发与政策环境研究

陕西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科研开发市场转化率低,人力资源社会化管理不够规范,人才市场化政府归位不足,市场化环境建设滞后等问题。陕西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实行开发与使用并重,以政府为人力政策制度制定的主导,加强人才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完善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并完善人才政策法规体系。     

陕西居民财产性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分析

近年来,陕西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存在诸如财产性收入水平低、投资渠道单一等问题。为此,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培育居民理财意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