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内部治理模式"去行政化"的构想与设计

高校内部治理模式“行政化”现象的本质在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配置错位，“去行政化”不是摒弃行政权力，而是重新配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管理结构中的位置和运行关系，使二者协调运行并共同服务于大学的基本职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教授委员会制相结合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一种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的有效机制，包括校级治理模式和院级治理模式两个层次，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权力关系定位：党委、校长与教授委员会的关系定位；教授委员会与学术权力的定位；大学校长的行政与学术角色定位：行政管理队伍与行政权力定位。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基于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大学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在推进大学治理现代改革中,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基础性作用。大学治理体系决定着大学治理的制度与结构,大学治理能力则反映着大学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功能。我国大学治理体系面临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平衡、开放性和透明性不足,参与水平偏低和责任性缺失的困境。我国大学治理能力存在着组织协调能力弱化,文化濡化能力偏低、监管能力和反馈能力不足的问题。推进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手段和治理功能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大学内部权力主体的角色与定位影响着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目前我国高校中存在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民主管理权力乏力等现象。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就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做好文章,认真探索教授治学的体制机制,继续推进民主管理监督机制,大力构建权力保障机制。     

责任与限度: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与优化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深化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大学自治权利的核心任务。在阐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责任和限度的基础上,讨论当前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所存在的自主办学权受到约束、自主意识薄弱、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晰、行政权力的僭越和学术权力的衰微等现象,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对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与优化提供借鉴。     

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协调与建构——基于完善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视角

建设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为破解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面临的“权力困境”,建立以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支撑的权力协调机制,将是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以大学中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等权力要素为核心,重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权力运行的制度安排,并选择以“大学事务流”为串联和牵引,进而从认知、结构、机制和文化四个维度,构建以“三权三层三制约”为框架的中国特色大学内部治理体系.     

论英国私立高校的内部权力结构

高等学校的内部权力结构通常由学术与行政二元权力结构体系构成.学术权力是一种“松散结合系统”,行政权力具有科层制结构.英国私立高校的总体权力结构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重的双重结合模式.其纵向权力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由低至高分别是系、学部和学校;横向权力结构包含掌握学术权力的评议会与掌握行政权力的校务委员会和理事会,以及兼享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作为连接二者桥梁的副校长.民主化的学术权力和中坚化的行政权力正是英国私立高校内部权力结构朝向大学治理的努力结果.     

论大学治理权合法性的危机与重建

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接受的基础,合法性问题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需引起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危机、有效性危机和学术性危机.要实现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重建,必须加强法制化建设,构建大学治理的现实基础,避免大学行政权力的异化.     

大学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关系及协调

近年来对大学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研究较多,但对政治权力研究较少,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重要任务是协调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主客体、价值趋向、功能作用不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矛盾与冲突,如何界定三种权力的内涵、协调三种权力的关系,对于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英美澳三国的考察

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权力的有效配置,即在实现权力各负其责、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实现大学的组织目标,同时保证大学的民主精神与发展绩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大学在治理结构上呈现多元与共治的典型特征,在权力配置上实现了决策权与管理权、学术权与行政权、学校权与学院权、委员会辅助决策等多个维度上的权力分解,同时又在学校与行政两个层次上加紧了权力的集中.这从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等角度,对我国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诸多启示.     

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失衡与变革路径——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各利益相关主体间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权力分配的发展历史、探索不同时期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变迁规律,将为构建现代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奠定基础.当前,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制度瓶颈集中表现为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力失衡,比如政府与高校、行政与学术、决策与监督等.为此,需从大学章程建设、均衡权力配置、教授治学等角度构建权力制衡机制,保障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变革.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