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评估的再评估——以余杭法治指数和全国法治政府评估为样本

中国法治评估基本属于定量评估,定性的再评估不能完全揭示其问题和缺陷。通过信度、效度、误差、一致性和稳健性的分析,可以审查法治评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于余杭法治指数和全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的审查发现,两者均具有信度和一致性不高、效度有偏差、稳健性不足、评估结果难以直接用于比较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法治理论支撑、混淆不同种类的指标、计算方式比较随意、没有合理配置评估主体。未来的中国法治评估,需要建构严谨而合理的法治理论基础、设计同质性的法治指标体系、合理安排专家和公众的评估,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权重分配和计算规则,对结果划分等次进行评估、对定量评估结果进行统计审查。     

量化法治的困境与反思——基于法治评估体系实施状况的视角

量化法治作为一种法治实践正在各地深入推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仍有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法治内容如何精确量化、指标的选择如何克服主观性、法治评估如何摆脱运动性等。构建科学合理的法治评估体系需要着眼于量化法治的客观现实,破解量化法治评估的困境,应当理顺指标体系之间的关系、设置法治共性与个性指标、兼顾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平衡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     

军队法治评价体系初探

法治评价体系是对被评价对象的法治建设状况实施综合评价的系统及其动态机制。构建军队法治评价体系,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依法治军向纵深发展,它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推战斗力标准;统一领导、分类实施;规范流程、发挥官兵能动性;丰富评价形式、细化法治指标;科学设定指标、完备指标体系以及强化监督、务求实效等。     

论构建法治城市量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成都市法治城市建设为例

在各地方积极开展法治城市建设竞赛的过程中,以数值的量化指标体系评估法治城市建设效果,推动法治城市建设进程的制度创新被称为“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治的重要举措.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无疑对真切显示法治建设现状,体现法治建设成效,暴露法治建设的短板和不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遵循法治建设及量化评估的基本原则,是构建适恰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并使该项制度得以良性运转的前提.本文对构建法治城市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以期对法治量化实践有所助益.     

构建法治南通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法治南通建设需要建立完整的量化指标体系。用量化的指标体系对法治南通创建进行评估,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这一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应当遵行全面性、可操作性、发展性等原则,并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切合南通实际、可行和不断完善的量化的指标体系,包括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职能部门权力运行依法规范,人民当家作主,监督体系健全有效,城市管理法治水平,社会和谐稳定,法治文化等七个方面,对法治南通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构想——以浙江省为例

当前，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而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需要有相应的指标体系作为参考依据。“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法治的有关理论，据此，我们认为，“法治社会”建设指标体系主要由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及其它指标组成。     

构建法治文化,推动依法治国

法治文化是在法治社会中,公民所共同遵守的意识形态。法治文化具有精神性、社会性、约束性和秩序性的特征,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控制力、排斥力的功能。我国构建法治文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尚法的精神,行法的自觉性,护法的警惕性。重点建设权利文化和民主与科学文化,需要完善民主、权利制度建设,保障法治的物质需求,完备法治礼仪。     

试论党校教学及其评估的矛盾和困难

对党校教学及其评估的研究一直滞后于党校教学改革实践。党校教学一直存在一些矛盾,如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点与面,思想性（含理论性）、知识性和技能性,个体与团队等等。而这些矛盾又增加了党校教学评估的难度,主要有评估定位困难、评估对象确定困难、评估主体选择困难、评估指标设计困难、评估权重确定困难等。党校教学矛盾的解决或减少需要准确把握党校教学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定位,同时也有待于党校教学评估的改善。党校教学评估定位可以将评估性评估和发展性评估结合起来,设置学员、教师和专题评议委员会三个评估主体,并与相互独立的外出教学评估和课堂教学评估结合起来,系统地设计指标体系。在确定评估主体权重和指标权重时要考虑不同的评估主体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的一致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论纲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原理论是习近平法治理论中的若干命题的理论源头和论证根据;法治范畴论以哲理性的方式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若干重大问题的法治内涵;法治实践论深刻揭示了历史上法治推进的一般规律和新时代中国法治推进的宏观战略和微观战术,擘画了新时代中国推进法治的时间表和施工图,深刻论述了法治推进的工作机理。     

认真对待法治

法治乃良法之治,恶法非法,避免和排除恶法也是法治的重要任务.只有良法才能实现善治,良法有七个标准,善治有九幅图景.法治乃宪法之治,宪法之治的核心是限权和护权.限权主要有三种途径:宪法设置权力机构并进行权力分工;通过违宪违法审查把权力和掌权人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基本权利的充分享有和实现,既可制约权力,也可激活社会.变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为法治统治下的市场经济,改变法定权利有些仍未转化为实有权利,应有权利反而已转化为实有权利的尴尬局面.法的统治是人民为主体的统治,人民意志与党的意志是一致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和人民则必须遵守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法治为民主之治和众人之治,人性恶,人非圣人,因而一人之治不可靠,法治优于人治和一人之治.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

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的概念也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是一个原则,一种秩序,一种价值,一种状态,一个目标,一个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判断,人们能够得出法治这个概念的不同意义,从而形成法治的多维视角。     

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应然目标,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它对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联系,它需要通过特定的具体方式来加以实现。文章论述了依法执政确立的历史根据,阐述了依法执政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它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和实现依法执政的具体路径。     

“法治“的再认识

法治是由观念理论形态的的法治和制度形态的法治两部分构成的。其中观念理论形态的法治表现为法律学说、法律心理、法律思想体系及法律精神。制度形态的法治由观念形态法治的精神和原则所决定，并贯穿于整个法律及制度的各个环节建立、程序的设定和运作之中，维护和促进观念形态法治的转化及实现。     

论警察法治

警察法治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和谐稳定与公平正义的推进器,是保障民生和维护民权的强大后盾。警察法治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强化法律权威和推进依法行政以及推动警政建设、警务工作和谐发展的功能。警察法治的基本要求是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和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穿越法律规则的公平和正义——司法理念视角下的裁判效果解读

从总体上勾勒现代司法理念,很容易流于空疏。因此选择了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独特视角,解读了公平与正义理念对法律规则的指导和补救,乃至对裁判效果的重要意义;一如现代司法理念为现代司法制度的建构所提供的正当性论证和信念支撑。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德治”和“法治”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必然需要。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是治国的科学方略。认真研究德治与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地实施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首要问题。     

法官与法治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法治社会中,要保证法律权威的实现,当然离不开法官,这是实现法律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法官在法治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